摘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必然要求。从社会总体福利角度分类型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贸易福利效应具有理论创新和经验检验价值。本文以投资东道国为视角，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投入和贸易福利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可通过改变海外企业技术投入决策，从消费者效用和企业收益两方面进一步影响贸易福利。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福利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影响效果随产品类别和贸易形势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但中国仍具有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空间。协调统筹涉外知识产权事宜，灵活把握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未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点任务。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投入，贸易福利，门槛效应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亚太自贸区建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15JZD037）；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重大规划项目“国际关系与政治学博弈论及大数据方法研究”（16XNLG1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生计资本视角下西南地区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移民收入变化机理研究”（71663059）。

引言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弱直接构成外资制造商技术投入的内在激励因素和外部约束条件。不同市场环境下不同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决策会导致制造商技术投入的差异，进而带来贸易福利的非线性变化。自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注入了新鲜活力，而TRIPS协议的签订也为我国顺利引入先进科技和走出国门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际平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在过去十几年中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经济崛起，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来自双边和多边的国际贸易摩擦也随之增多，而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中国与诸多发达国家贸易纠纷的重点内容。随着海外在中国申请专利数的显著剧增^①，合理把握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处理好中国与各大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对中国实现贸易平稳快速发展是一个重要挑战。一方面，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从而能够吸引更多拥有先进技术的海外企业进入国内，以先进技术带动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具有一定弹性，它也可成为某些国家的贸易保护工具，是阻碍海外企业进入本地市场的重要原因，过严或过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会降低海外优秀企业的积极性。事实上，一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政策实质是本国市场管理者与海外厂商的一场博弈，需要在此过程中寻求一个最优策略。那么，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不同市场环境下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对海外企业的技术投入选择有何影响？且每一个决策组合又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海外厂商技术投入和本国贸易福利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主要从如下三个问题出发，以逐步解决上述疑问。其一，不同市场环境下，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海外制造商的技术投入有何关系？其二，知识产权政策对技术投入的影响能否进一步带来贸易福利的较大变化，如何变化？该影响机制又如何解释？其三，中国应选择何种对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以充分发挥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的带动作用？理论上，本研究从进口国的角度出发，并尝试运用数理模型解释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外商技术投入和本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机制和影响效果，丰富相关研究。实践上，本研究也为我国优化知识产权制度设计，把握贸易为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一、文献综述

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制造企业的技术投入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也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福利效应产生显著的激励和约束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用于平衡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贯策略（Williams，2017）^[1]。较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但能够激励企业投入更多的科技研发，而且能够为新科技充分发挥其正外部效应创造良好环境，从而提高社会整体利得（Acemoglu and Bimpikis，2011）^[2]。近年来，已有大量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结果，其涉及经济、法律、政策决策等领域，而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研发的影响则是多数文献在解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影响社会经济机制时的主要关注点。虽然Eaton和Kortum（1996）^[3]的经验研究表明世界上多数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受益于国外的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能影响一国的技术投入，但知识产权保护决策和企业技术研发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还没有统一定论。比如Diwan和Rodik（1989）^[4]认为一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取决于该国的技术偏好和市场规模，其与贸易伙伴技术偏好越接近时，越有可能采取较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则会促使该国采取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4]程艳和刘灏（2018）^[5]从发展中国家国内的情况出发，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选择的作用效果受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规模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Williams（2017）、Penrose和Tilton（1951）^[6]与Machlup和Fritz（1958）^[7]等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技术投入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以上研究结论之所以不一致主要原因在于样本特征的差异性以及对技术投入的理解不同，比如以Galasso和Schankerman（2015）^[8]，Sampat和Williams（2019）^[9]，Williams（2017）为代表的少部分研究开始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未来技术投入的影响，而大部分文献还停留在对当前技术投入的影响。明确研究对象特点是解释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投入影响的重点内容。

由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移和国际分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广受学者们的关注。从现有研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大致集中在技术创新、国际分工和进出口三个方面。其中，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学者多从不同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促进一国技术创新的机制，比如杨轶波（2018）^[10]从“干中学”的角度解释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采取合适的知识产权保护决策能够促进发达国家创新水平的提升。魏浩和巫俊（2018）^[11]从进口贸易的角度解释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能够显著扩大企业进口规模、丰富进口产品种类和提升产品质量，从而促进本土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还有一部分传统文献则从抑制模仿威胁效应和对外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等方面解释知识产权保护在贸易过程中对创新的影响。国际分工方面，余骁和郭志芳（2017）^[12]提出知识产权保护会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收益产生影响。杨珍增和刘晶（2018）^[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显著提升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且知识产权保护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会随行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进出口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Smith，1999）^[14]，随着新新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多数相关研究已开始从一元视角转为二元视角。如邓兴华和林洲钰（2016）^[15]实证研究发现一国专利国际化的实现能够显著提高该国贸易的扩展边际，但其对集约边际的影响却不显著。余长林（2015）^[16]则认为出口目标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会提高出口国的扩展边际，出口的集约边际会因此降低，而马凌远（2015）^[17]也有类似结论。除对进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也有部分文献从微观企业层面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出口商品特征的影响（李俊青和苗二森，2018；^[18]郑长云，2017等）^[19]，这些研究也是知识产权保护对进出口影响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观现有相关研究，虽然前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有值得后人借鉴之处，但仍有如下几方面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其一，现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虽已涉及大多研究领域，但鲜有文献能够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利得的影响（Williams，2017）。尤其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学者们已就国际贸易研究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讨论，但几乎没有文献能从社会总体利得的角度出发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福利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效果。由于现有研究对贸易福利还没有统一定义（张奕芳，2018）^[20]。本文将贸易福利定义为由贸易所带来的一种社会利得。其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会因经济环境的差异而不同（马凌远，2018）^[20]，但在理论研究中鲜有文献能在不同环境下讨论知识产权保护对研究对象的影响。基于现有文献的不足，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投入和贸易福利置于同一研究框架，用数理模型分情况讨论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技术投入和本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中国历年数据实证分析上述影响效果，旨在寻找一个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对外知识产权保护策略。

二、理论模型

假设经济体中存在J国、M国两个国家，M国生产带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新产品进入J国。面对M国产品的进入，J国可选择不同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消费者层面，若令θ表示消费者对产品技术的偏好，δ为J国采取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q和p分别表示单位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价格，则J国消费者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获得的效用U_θ可用式（1）表示。

其中，m表示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o为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或极差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同环境下M国进入J国的产品存在差异。若q_m=1+δ_m，q_o=1+δ_o，则式（1）可改写为：

0≤δ_o＜δ_m≤1且δ_o接近0。当消费者对两种情形的偏好无差异时，消费者在不同环境下对M国商品的需求为：

厂商层面，假设企业生产新产品投入的技术量为k（k＞0），在知识产权保护不完善的市场上存在技术溢出μ，则厂商在面临不同市场环境下生产产品的成本TC为式（3）

企业在实现利润最大化时有：

将式（2）代入式（4）经过一阶求导可得

若令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N为：

N_m=k_mδ_m

N_o=（1-μ）k_oδ_o    （5）

用贸易为社会带来的总体利得表示贸易福利SW，则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的贸易福利可分别用式（6）和式（7）表示，即：

在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对式（6）求一阶导，得到：

此时，知识产权保护存在一个门槛值，且。当时，；当时，。企业技术投入满足式（9），即：

q_mD_m=k_m    （9）

代入式（1）和式（2）后得到。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δ_m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投入更多的技术量k_m。

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或极差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

，企业没有投入新技术的动力。此时，。

基于以上理论模型的推导可得到如下三个命题：

命题1：在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新产品的技术投入量。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或极差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企业不会投入任何技术。

命题2：在较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贸易福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呈非线性关系。即存在一个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门槛值。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低于时，J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间的贸易福利；而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高于时，J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则会降低两国间的贸易福利。

命题3：在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或极差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J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能够提升两国间的贸易福利。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理论模型的相关结论，并具有针对性地探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投入和贸易福利间的关系，本文以2001—2014年中国与26个主要贸易伙伴国（地区）的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②，特构建如下两个模型：

模型A：

lnRD_jt=α₀+α₁lnRD_jt-1+α₂lnIPR_it+β₁lntariff_it+β₂lnvariety_it+β₃lnfree_it+ε_ijt

模型B：

lnwelfare_jt=α′₀+α′₁lnwelfare_jt-1+α′₂lnIPR_it+β′₁lntariff_it+β′₂lnvariety_it+β′₃lnfree_it+ε′_ijt

模型A用于检验知识产权保护与海外制造商技术投入的关系，模型B则进一步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福利的影响。两模型中，被解释变量RD和welfare分别表示海外企业的技术投入和贸易福利。IPR、tariff variety和free为模型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中间品关税、进口商品种类和进口国投资自由度。i、j、t代表进口国、出口国及年度。α₀、α₁、α₂、β₁、β₂、β₃是模型A的待估系数，α′₀、α′₁、α′₂、β′₁、β′₂β′₃则是模型2的待估系数。ε_ijt、ε′_ijt为模型A与模型B回归的随机误差项，两者均满足正态分布。

（二）数据来源与说明

（1）海外企业的技术投入（RD），是解释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福利影响机制的重要变量。从理论模型的推导可知，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影响企业的技术投入，而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和企业收益的影响贸易福利将因此而改变。考虑一国的研发支出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企业技术投入的平均水平，本文特以出口国（地区）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RD的代理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