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性检验中使用的创新指标说明如下：专利种类是根据IPC分类号来定义的，依据专利的技术主题，IPC分类号将技术领域分为部、大类、小类、大组和小组等登记类型。专利的种类数可以通过IPC分类号的前4位（即IPC分类号的小类数量）来衡量（Lerner，1994）。本文在借鉴这种分类方式的基础上，将企业申请的每个专利所覆盖的4位IPC分类号数量加总，进而构建专利种类数量指标。专利被引用量指标用的是企业专利在申请之后5年内或10年内被引用的数量。企业所申请的专利被其他企业引用的数量越多，代表这个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Akcigit等，2016）。专利被引用量指标由我们采用网络爬取的方法得到。具体来说，我们通过编写python程序语言，利用专利库中已有的专利号信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依次自动检索专利引用情况，下载各专利的引用和被引用信息。通过清理和整理，我们得到了1998-2008年中国企业申请专利的数量、种类以及被引用量指标。

（三）实证策略

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如下：

lnpatent_ijt+1=β₀+β₁AD_Effect_jt+X_ijt+λ_t+δ_i+ε_it    （9）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对国内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将我国发起反倾销的产品HS码对应到4位国民经济行业层面，将受到反倾销保护行业内的企业视为处理组，将样本期内从未受到反倾销保护的行业且前2位行业代码与受到反倾销保护行业相同的行业内企业视为控制组。在式（9）中，i表示企业，j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AD_Effect_j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若j行业在t年受到反倾销保护，则j行业内企业在t年及之后的年份取值为1，在t年之前的年份取值为0，控制组在样本期内取值为0。因此，该变量系数表示双重差分的结果，衡量的是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对国内企业创新的净影响，即相对于未被反倾销的行业内企业，受到反倾销保护的行业内企业创新的平均变化。

λ_t是年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时间趋势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影响；δ_i是企业固定效应，用以捕捉企业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ε_it是误差项。X_ijt是有关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一组控制变量，变量的选取参照了已有文献。首先，企业年限会影响企业的技术选择。一方面，新成立的企业一般更有活力，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更强；另一方面，经营时间较长的企业有更多的知识与经验积累，在市场地位和利润获取上都具有优势，更有技术创新基础（王华等，2010）。其次，企业生产率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张杰，2015），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往往有更强的研发动机。再次，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是造成企业异质性的主要原因，也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一般来说，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此外，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创新行为可能存在差异。出口会通过规模经济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企业创新（Lileeva和Trefler，2010），但长期出口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能将企业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从而抑制企业创新（张杰等，2007）。不同所有制企业由于得到的政府优惠政策不同，创新成本也存在差异（张杰，2015），因此企业所有制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吴延兵，2012）。最后，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从而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资金支持，但政府补贴也可能导致企业产生较高的寻租成本，降低企业研发创新的激励（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本文控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借鉴Chandra和Long（2013）的做法，本文在模型（9）的基础上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AD_Effect_jt与企业类型变量Firmtype_ijt的交乘项，用以检验主动反倾销对国内不同生产率、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lnpatent_ijt+1=β₀+β₁AD_Effect_jt+β₂AD_Effect_jt×Firmtype_ijt+γX_ijt+λ_i+δ_i+ε_it    （10）

其中，Firmtype_ijt分别选用样本期第一年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所有制类型，^⒁其他变量的含义与模型（9）相同。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是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列（1）-列（6）均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1）没有加入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从列（2）起，逐步放入企业年龄、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生产率、企业得到的政府补贴强度、企业是否出口、企业所有制等特征变量。^⒂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我们最关注的AD_Effect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也就是说，我国对外发起反倾销提高了国内企业的创新水平，对外反倾销使受保护行业内企业的专利数量平均提高了约10.1个百分点，并且随着我们逐步放入一系列控制变量，这一系数仍然显著为正，稳定在10.1%至10.5%之间。这个结果与命题1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即我国政府对外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会提高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增加企业的创新行为。对外反倾销通过对进口的最终品征税而提高进口价格（鲍晓华，2007），限制被诉讼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Lu等，2013），降低国内市场上来自外国进口产品的竞争，进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宋华盛和朱小明，2017）。如果将进口品视为本地产品的替代品，那么进口品价格的上升会使得消费者将更多消费需求转向本地产品。在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国内企业将有更高的定价能力，国内产品的价格会随之上升，国内企业的收入也会随之提高（宋华盛和朱小明，2017）；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的产出和市场份额会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使得国内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得以提高，企业将拥有更多资金从事创新活动（李春顶，2011）。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升级生产技术的平均固定成本更低，创新效率更高，因而企业更有动力进行研发创新和技术升级（Howard，1990；Swamidass和Kotha，1998；陈雯和苗双有，2016；李思慧和于津平，2016）。本文的估计结果与李春顶等（2013）的研究结果较为类似，即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行业主要是本国的优势行业，反倾销保护是面临国外低价倾销打击时的合理救济行为，因此反倾销保护不会增加企业的惰性，反而能够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

表2　基准估计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经营年限越久的企业创新能力越强；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和生产率都与企业创新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高资本密集度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强，可能的原因是资本密集度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生产率较低，利润单薄，所生产的产品可替代性较强，研发投入和创新的激励较低，而高资本密集度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激励较高；政府补贴强度对企业创新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补贴在提高企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寻租成本（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出口企业的创新水平高于非出口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