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跨国公司在地理上配置其海外子公司组合的方式将会对价值捕获和价值创造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引致不同的绩效结果。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从地理关系视角考察了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将显著提升OFDI企业的创新数量与质量，但是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程度越高，将负向抑制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可通过高技术中间品进口和人力资本这两个机制渠道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显著存在，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增强海外地域多元化的创新提升效应，同时降低地理集中度的创新抑制效应；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的有效性与企业内部的技术基础和海外市场的技术丰裕度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内外部技术资源情境下，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适度区间时，企业的创新绩效将得到进一步优化。文章研究为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合理的海外投资地理布局来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关键词：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企业创新，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地域多元化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数字化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机理与支撑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
1M
702979）；上海市软科学重点计划项目“高质量‘走出去’赋能上海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1692194200）；无锡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项目编号：2022r042）。
一、引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通过该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的专利申请量仍达到27.75万件，中国继续领跑国际专利申请量，以69 540件稳居世界第一。当今时代，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尤其是要获得颠覆性与原创性技术。从长期来看，发展科技、掌握核心技术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根本举措。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创新驱动战略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主动布局和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全面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在新发展格局下，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企业主动寻求与全球创新资源相连接，通过优化国际资源配置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FU等（2018）指出，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是后发企业克服内部约束、向技术前沿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要激发企业运用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通过对海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继而引发的二次创新提升国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潜能（洪俊杰，2018）。
基于知识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理论，现有文献多数都支持OFDI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DONG等，2021；Kogut和CHANG，1991；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明秀南等，2019；赵宸宇和李雪松，2017）。DENG等（2020）指出，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作为一种新的全球现象，可以引入地理关系这一新视角作为对现有理论的补充，以此来更好地发展新兴市场企业国际化理论。已有研究中，部分学者关注海外地理布局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例如，Kafouros等（2012）讨论了对外投资深度和广度对全球知识资源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不同影响，研究认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差异来源取决于海外子公司的网络结构、该网络的国际广度和深度及其在全球格局中的区位选择；Castellani等（2017）指出，对外投资深度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而对外投资广度则产生了负向影响；LUO等（2020）聚焦于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分散程度，发现其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
知识的内隐性和粘性使得企业必须到海外当地去探索和吸收特定地理区域内的知识。关于海外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Elia等（2020）采用地理关系和投资组合层次分析方法的研究发现，相较于地理深度，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广度与母公司创新绩效的正相关程度更高。学者们指出，国际化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企业如何进行国际化和国际化程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对海外子公司进行地理配置。在国内，黄远浙等（2021）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对外投资广度与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投资目的地制度多样性的调节作用。可以看出，部分前沿文献虽然将讨论焦点从国际化程度转移至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应该如何以及在哪里国际化，但相关研究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评估。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分散和地理集中在价值捕获和价值创造方面有何差异进而引致何种绩效结果？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如何布局能更有效地进行海外技术知识整合？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说明。
同时，技术创新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影响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逢锦聚等，2019）。中国经济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内涵型增长。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创新的激励在于能够从创新中获得竞争优势和垄断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简写为IPP），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但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得模仿创新难度增加，往往伴随着模仿抑制效应和创新资源的重复投入。在渐进式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脱离现有技术基础的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可能会对企业的OFDI意愿以及创新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不仅要认识到IPP对创新活动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多大程度上的产权保护是最优的（QIAN，2007）。
本文基于手动整理的中国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数据，对上述命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1）基于地理关系视角，从地域多元化与地理集中度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探讨海外子公司不同的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差异，将研究重点从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转移到如何对海外投资组合进行地理布局，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理论内涵。（2）从高技术中间品进口和人力资本两条路径进行了机制渠道检验，弥补了现有关于对外投资广度或深度与企业创新的研究中机制分析缺失的不足。（3）基于制度基础观，考察了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调节作用，并具体论述了对知识产权进行适度保护的重要性。（4）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的内外部技术资源情境下，海外子公司的何种地理布局更有利于企业创新，以及不同程度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从而加深了对海外地理布局和特定因素如何共同塑造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解。因此，本文将海外地理布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讨论了中国跨国公司如何进行海外地理布局能更好地吸收和整合国际技术资源，以及政府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激发中国企业的创新活力，两者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
Kafouros等（2012）认为现有理论缺乏对跨国公司知识获取能力差异的解释，并指出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布局或许能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布局包括在全球多个国家（地区）的分散布局（地域多元化）和在具体某一国家（地区）的集中布局（地理集中），这两个不同的维度共同反映了海外投资组合的地理结构，因此有必要在统一的框架下对这两种布局进行研究。当跨国公司将业务扩展到多个地理市场时，它们从知识外部性中受益的程度要大于它们将业务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场的程度。从国际多元化战略和组织学习理论来看，地域多元化增加了企业能够获取知识溢出的数量。创新是不同领域知识融合的结果，分散布局有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前沿科学家，通过增加配置互补投入的可能性为企业提供新的技术途径，促进企业创新（Cantwell和Mudambi，2005）。投资组合理论表明，分散投资提高了企业的操作灵活性和对冲风险的能力，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应对海外市场波动和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通过在多个市场间实施产品调配增加从研发投资中受益的可能性。
海外集中布局有助于增加子公司在当地的嵌入程度，从而使企业对特定市场有更充分的了解。但是当海外子公司分布过于集中时，可能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因为同地集中布局容易造成投资相互重叠，部分子公司的存在变得多余，降低了海外投资对企业创新的总体影响。而且，同侪研发单位不仅在共同的项目上进行合作，也会为了从母公司获得更多资源而相互竞争，特别是当这些子公司位于同一海外市场或开发相似技术时，这种竞争就会变得更加明显（Birkinshaw和Lingblad，2005）。当子公司集中布局在少数海外市场时，可接触的外部资源有限，造成子公司之间的竞争加剧，此时某一海外子公司的成功可能会对同地区其他海外子公司产生负面影响（Kafouros等，2008），最终对企业整体的创新绩效造成不利影响。据此提出研究假说H1：从总体上来看，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将正向促进企业创新，而地理集中则会抑制企业创新。
2.影响机制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可能途径之一是对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使OFDI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外市场上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信息，尤其是中间产品（DONG等，2021）。徐大策和李磊（2021）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OFDI对零部件和资本品的进口质量提升作用显著，这说明中国企业进行OFDI的主要目的是寻求蕴含更高技术含量的先进生产设备和中间投入品。从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布局来看，地域多元化有助于OFDI企业掌握更多的海外相关产品信息，筛选出更适合母公司的中间产品，这将会提升所使用中间投入品的技术含量和质量，扩大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种类和进口价值。但是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程度过高则会缩小母公司筛选合适中间品的海外市场范围，增大匹配难度，从而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产生不利影响。
高技术中间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成本效应。企业对海外中间品可获得性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和进口成本，使企业更有基础和能力进行技术研发。第二，市场扩大效应。随着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价值和进口种类的增加，丰富的产品种类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企业更有能力进行创新。第三，技术溢出效应。高技术中间品作为先进生产技术的载体，相较于资本品和消费品，其技术复杂度较高，通过对产品中蕴含技术的消化、吸收、模仿、学习可以快速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第四，研发互补效应。企业为了有效使用高技术中间品，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并增强消化吸收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对原有上下游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使得整体上更加匹配，这两方面共同提升了企业的创新绩效。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另一可能途径是人力资本，员工的岗位性质和学历教育这两个方面可以反映出企业的人力资本状况。阎虹戎等（2018）研究发现，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使得技术、销售等非生产人员增加，从而改善了母公司的员工结构。李杨和车丽波（2021）的分析指出，OFDI通过技术寻求型投资动机、出口替代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3种渠道提高母公司的技术员工占比，优化母公司的就业技能结构。相较于地理集中，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更有助于提高母公司的非生产性岗位占比和员工的学历结构，可能的原因是：其一，随着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需要总部提供更多的管理、营销等辅助性服务，因此增加了母公司中非生产性岗位的占比；其二，地域多元化使得企业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迫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生产率，催生了对技术人员的更大需求；其三，海外投资的地域多元化更能提升企业的知识接触范围和学习能力，使得企业对高学历和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
财务、销售和技术等非生产性岗位占比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企业的管理能力，较强的管理能力能够对企业进行OFDI后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异质性知识以及多样性技术的重构和整合方面至关重要。同时，员工学历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强企业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促进海外知识的传播和使用，因此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据此提出研究假说2。
H
2a
：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可通过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增加和人力资本提升来促进企业创新。
H2b：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不利于高技术中间品进口和人力资本提升，从而抑制企业创新。
3.IPP对海外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
跨国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配置方式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同影响，地理布局多元化具有显著的创新提升效应，集中布局则表现出抑制效应，而跨国公司所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可显著调节上述两种影响效应。
从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来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IPP的加强可能会诱致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QIAN，2007），使得企业具备进行海外多元化投资的基础和能力。母公司对海外地域多元化带来的多样性知识的整合能力也将更强。而且，若国内的IPP制度比较完善，那么企业通过OFDI回流的技术被国内其他企业模仿的难度会加大且侵权成本更高（Ang等，2014），这将有助于母公司从OFDI中获取更多的创新溢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并非越高越好，这是因为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制度本质上维护了领导型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剧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抑制了追赶型企业的模仿性创新，形成了少数领导型企业对多数追赶型企业的“技术封锁”（XIAO等，2013），阻碍了多数OFDI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当IPP处于适度区间时将会强化海外多元化布局的创新提升效应。
从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来看，IPP的加强促进了国内对技术含量更高产品的相对供给，帮助企业有能力对每个海外子公司进行更细化的专业分工，加强海外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协作和知识资源的内部转移（Phene和Almeida，2008），从而降低了地理集中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但是，过于严格的IPP制度往往伴随着对微小创新的过度保护，繁杂的专利申请和授权过程、高额的专利许可费和损害赔偿费等费用，挤占了企业本就有限的精力和资金资源，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和研发投入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只有当IPP处于适度区间时才能优化海外集中布局的创新抑制效应。
综上所述，关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需要重点关注其保护程度的高低。强调适度保护的重要性也说明，没有适用于不同技术水平国家或企业的产权保护程度的通用模板，IPP需要与一国的技术能力相对应，并随着该国技术水平的发展而变化。据此提出研究假说H3：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增强海外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且弱化海外地理集中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4.不同的内外部技术资源情境下IPP的调节效应
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的有效性还与企业自身的技术基础和东道国（地区）的外部技术丰裕度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内外部技术资源情境下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以及IPP的调节作用。企业的内部技术知识可以用研发投入来衡量，内部技术知识的影响将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方面，企业内部研发投入越多越会增强海外子公司地域多元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地域多元化程度越高，海外子公司创造价值所需的资源、优势、投入的种类和范围就越大，这也要求企业具备“多国选择优势”。此外，整合全球分布的技术资源的过程是具有挑战性的、昂贵且耗时的（Gupta和Govindarajan，2000），只有具备较强吸收能力的企业才能从中获益。另一方面，较高的研发支出能够降低海外子公司地理集中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投入越高越有能力对子公司新吸收的技术进行重组和再分配，可以更好地协调全局战略，对子公司的角色和定位做出更周密的安排，这些都会降低子公司在同一地区的集中布局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外部技术知识（External Technical Knowledge，简写为ETK）是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地区）所接触到的行业内的技术知识总量，ETK的影响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述：一方面，外部技术知识越密集越会弱化海外子公司地域多元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随着ETK增加，外部技术的识别和整合变得更加困难，此时与企业注意力分配相关的问题可能会导致获取较差的外部技术资源（Makadok和Barney，2001），导致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应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外部技术知识越密集，海外子公司地理集中越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子公司的集中布局提高了企业的整体嵌入性，可以深入研究并理解新知识，增加了识别外部技术的可能性。此外，联系紧密的子公司可以在知识的同化、分享和整合方面相互协助，加速跨国公司内部的组织学习，进而增大外部技术对企业创新的贡献程度。
在海外地理布局与企业内外部技术资源相互组合的上述情境中，对企业创新的作用结果仍然会受到外部制度IPP的调节。Kim等（2012）指出，不同国家的专利保护程度需要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相适应，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后起国家，企业倾向于对现有或引进的技术进行仿制或改造。此时鼓励进行小规模、渐进式创新的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也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潜能。因此，可能存在一个最优的知识产权监管水平，在此水平上的进一步提高会抑制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综上所述，提出研究假说H4：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的创新效应与企业内外部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在不同的技术资源情境下，IPP的调节作用均存在适度区间，过低或过高的IPP水平都不利于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海外子公司信息来源于CSMAR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包含海外关联方名称、注册地、注册资本、币种、持股比例等信息，选取关联关系为海外子公司，并通过查阅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核实。关于“海外子公司的名称统一”，存在同一海外子公司名称被采用不同语言进行表述、大小写和标点符号不一等问题，容易被识别为不同的子公司，对此依据“上市公司—投资地—海外子公司名称”进行逐一校对。借鉴已有文献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删除ST类或*ST类公司；删除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类和资源型行业的上市公司；删除投资地为避税地（主要为百慕大、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马绍尔群岛、中国香港等）和中国澳门的海外样本；删除当年进行IPO的样本；删除财务指标缺失或者异常的样本，如净利润率大于1或资产负债率不在0～1范围。经筛选后，最终样本为1318家上市公司的6579条观测值，总计投资于135个国家（地区），共拥有7746家海外子公司。另外，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1%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
2.变量选取与统计性描述
（1）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创新绩效的指标有很多，但专利数量是以往研究中最受欢迎的代理指标，因为专利注册的过程是公开的，数据质量有保证，也使得各国间创新绩效的同质比较成为可能（LI等，2016）。本文主要考察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lnapply），专利质量则借鉴已有做法，采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lniapply）和专利的被引用次数（lncitation）进行衡量，其中被引用次数统计的是专利被授权后5年内的被引用数量，相关数据来源于CNRDS数据库。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海外子公司分布的地域多元化（ofdi_ext）与地理集中程度（ofdi_int）。借鉴Elia等（2020）的做法，采用投资的东道国（地区）数量来衡量地域多元化，地理集中度参考HHI指数计算方法，计算公式为：
。其中，Xc为当年投资于c国家（地区）的海外子公司数，T为企业当年的海外子公司总数。值越大，表明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分布越集中。
（3）调节变量。1）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PP）。专利权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具代表性，由IPPjt=GPt×Fjt计算得到，较多文献依据Ginarte和Park（1997）的方法来计算国家层面整体的专利保护立法强度GPt，由Ginarte和Park定期对外发布，目前已更新至2015年，涵盖122个国家（地区）。
本文从4个层面来衡量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法制化水平，采用当地总人口中的执业律师占比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需求，采用各省（市）的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来衡量；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采用各省（市）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司法保护效率，采用各省（市）专利侵权案件的累计审结率衡量，不同于部分文献用当年专利侵权案件的结案量除以受理量的方法，考虑到侵权案件数量的偶然性和审理时长，本文认为采用自1985年《专利法》实施以来累计至当年的专利侵权案件的结案量除以累计至当年的受理量能够更合理地反映出各地的司法保护效率。由于这4种指标的量纲不同，本文采用极值标准化方法对上述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j省第t年第l项指标的标准化得分计算公式为：
，其中fjtl为j省第t年第l项指标的实际值，maxftl、minftl分别为各省第t年第l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然后取算术平均值方法对这4种指标进行汇总，得到j省第t年的行政执法力度为：
。
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的衡量，除GP指数外，也有文献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度量一国法律和行政架构层面的子指标知识产权保护得分，或者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中度量法律结构与产权保护层面的产权保护指标得分，然后再乘以各省（市）的执法力度，本文将后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记为IPP2、IPP3，进行了再次检验。
2）企业的内外部技术资源。内部技术资源多采用研发支出来衡量（rdspend，等于研发投入/营业收入），其为随后的知识创造和研究开发提供了基础。外部技术知识（ETK）采用东道国分行业的研发支出来衡量（Kafouros等，2012），来源于OECD 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数据库，该数据库统计了包含OECD在内的41个主要经济体各行业的研发支出（百万美元），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对其进行平减，并将ISIC Rev.4与中国上市公司行业代码（2012版）进行匹配①。对东道国分行业的研发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计算公式为：ETKitc=RDstc+（1-δ）RDs（t-1）c，其中ETKitc表示企业i第t年在东道国c所处的s行业的技术知识存量，参考Coe和Helpman（1995）的研究，折旧率取值为5%。同一企业在海外多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时，将其汇总得到母公司所接触的外部技术知识，并取对数，故
。
（4）控制变量。借鉴冯根福等（2021）的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和计算方法如下：企业生产率（tfp），采用LP方法计算；杠杆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等于净利润/总资产；海外业务收入占比（oversea），采用海外业务收入/营业收入表示；市场价值（TobinQ），采用市值/总资产表示；是否国企（soe）；融资约束（finance），采用SA指数计算；行业竞争度（HHI）；海外市场潜力（GDP_growth），以海外子公司数占比为权重，对投资地的GDP增长率进行加权平均；海外市场制度环境（WGI），以海外子公司数占比为权重，对投资地的WGI指数进行加权平均。
3.计量模型设定
首先考察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设定的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就估计方法而言，泊松伪极大似然估计（PPML）方法在具有正的计数或非计数结果变量的模型中比较适用，而高维固定效应（HDFE）在控制微观数据中的多个固定效应时非常高效便捷，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存在大量的零值和可能的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多重高维固定效应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HDFE）方法进行估计。该方法对统计分散和收敛问题具有强大的稳健性，尽可能保证估计结果的一致无偏性。
Innovationit=β0+β1×OFDIit+β2Zit+λi+ηt+ωit （1）
方程（1）中，Innovationit为企业的创新绩效；OFDIit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征，包括投资的地域多元化（ofdi_extit）与地理集中度（ofdi_intit）两个维度；Zit为控制变量集；λi和η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β1系数值描述了海外子公司的布局方式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平均效应。
然后，采用分位数方法考察不同程度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IPP）水平对OFDIit的调节作用，三分位下的虚拟变量分别用τ1、τ2、τ3表示，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α0+α1OFDIit×τ1+α2OFDIit×τ2+α3OFDIit×τ3+α4Xit+α5Zit+λi+ηt+σit （2）
进一步，探讨在不同的内外部技术知识（Xit）情境下，IPP对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γ0+γ1OFDIit×Xit×τ1+γ2OFDIit×Xit×τ2+γ3OFDIit×Xit×τ3+γ4OFDIit+γ5Xit+γ6Zit+λi+ηt+vit （3）
4.特征事实
通过观察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的数据，从图1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所投资的海外国家（地区）数一直在稳步增长，平均值由1.946个增加到2.978个，海外投资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而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度呈现出逐年缓慢下降特征，平均值由0.786下降到0.636，这表明中国OFDI企业在增加对外投资的地理扩展边际的同时减少了地理集约边际。就创新绩效而言，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在波动中呈现出上升的整体态势。从海外布局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特点来看，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总体上呈现出与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同向变动的特点，而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程度逐步下降，呈现出与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反向变动的特征。
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通过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均值各加减一个标准差，同时调节变量（IPP）也在均值2.370基础上各加减一个标准差0.835，分别计算出不同组合的边际效应，所得到的线性拟合图如图2所示。图2中左图表明，海外子公司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随着IPP在均值基础上的适度下降而增强。图2中右图显示，海外子公司地理集中度越低，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并且在IPP适度降低时提升得更多。因此，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只有处于合理区间的IPP水平才能够对OFDI的创新提升效应产生增强作用。
四、实证回归结果
1.基准回归
实证检验海外子公司地域多元化与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1中列（1）和列（2）为不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在加入了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与显著性未发生较大变化，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程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企业创新，但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度则对企业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需要强调的不是海外子公司是否获得了外部知识，而是在什么地理条件下能够有效利用。控制变量中，企业生产率、盈利能力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海外业务收入占比、融资约束、所处行业的垄断程度负向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的杠杆率、市场价值、是否国有、海外市场潜力和制度环境的影响不显著。除了企业创新数量，我们也进一步考察了创新质量，从列（5）～（8）的回归结果来看，地域多元化同样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了企业的发明专利申请数和专利被引用次数，而地理集中度则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质量。无论是创新数量还是创新质量，地域多元化均是正向促进，而地理集中度均是负向抑制。假说1成立。
2.内生性讨论
前面检验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反向因果、遗漏变量等导致回归结果偏误的可能性。对此，考虑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一方面，借鉴黄远浙等（2021）的研究，将样本期间仅投资一次（只拥有1家海外子公司）的企业归为控制组，将样本期间进行过两次及以上投资的企业归为处理组，采用多期DID模型进行检验。其中处理组可细分为3种类型：（1）多次投资且均位于不同的海外市场；（2）多次投资且均位于同一市场；（3）多次投资且同时投资于已有市场与新市场。相较于控制组，这3类处理组分别代表了地域多元化投资、集中投资和混合型投资。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以第（1）类处理组为例，定义“事件”发生的年份为企业由仅投资一次首次变动为投资了两次及以上时。将3种不同类型的处理组分别与控制组样本合并后进行DID回归，检验结果分别对应于表2中的列（1）～（3）。列（1）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仅投资于1家海外市场相比，提高海外投资的地域多元化程度将能够带来更多的创新产出；列（2）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仅拥有1家海外子公司相比，在同一海外市场设立更多的子公司将会减少企业的创新产出，因此海外投资的地理集中将负向作用于企业创新；列（3）中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多期DID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较为契合，论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另一方面，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检验。关于工具变量的选择，现有研究中较多采用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以及样本中同一年份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的核心解释变量均值，本文将同时对这两种情况下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将ofdi_ext与ofdi_int的工具变量分别记为ofdi_ext′、ofdi_int′，在采用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时，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ofdi_ext、ofdi_int对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37***、0.470***，并且F统计量均大于10，这论证了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2列（4）和列（5），ofdi_ext′显著地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而ofdi_int′则显著地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用于不可识别检验的LM值均在1%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因此工具变量的设定是合理和有效的。在采用“行业—年份”均值作为工具变量时，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55***、0.559***，并且F统计量均大于10，第二阶段的回归见表2列（6）和列（7），结果较为一致。这说明在考虑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可靠的。
3.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内生性讨论外，接着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将ofdi_ext与ofdi_int变量放入同一方程中以控制两者可能的相互影响，检验结果如表3列（1）所示，两者的显著性和符号未发生改变。其次，更换指标衡量方法，参考已有研究，地理集中度用海外子公司的平均分布来反映，此外对于被解释变量也考虑选取更综合性的度量指标，采用前、后共3年的lnapply平均值来作为当期的被解释变量，可以看到，ofdi_ext与ofdi_int的系数估计和显著性与基准回归较为一致。再次，对海外子公司样本进一步筛选，从海外子公司增量而不是存量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根据当年新增设的海外子公司重新计算ofdi_ext与ofdi_int变量，考察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何变化。检验发现，与海外子公司存量的回归结果相比，地域多元化的系数值基本一致，地理集中度的检验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但系数值有变小。最后，更换计量模型，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计数数据，呈现出非负且在零值处堆积的特点，对此可以采用Tobit模型进行再检验。上述检验中ofdi_ext与ofdi_int变量的正负号和显著性均通过了检验，与预期一致，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和可靠的。
4.异质性分析
（1）技术研发型海外子公司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中技术研发类海外子公司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FU等（2018）指出，战略资产寻求型子公司有更明确的技术探索目的，企业可能会更积极主动地部署资源、学习知识，从而比其他投资动机的企业诱导出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类海外子公司进行单独检验。依据企业的海外经营范围由“研发”“技术开发”等关键词进行检索，筛选出技术研发型海外子公司792家，对应的母公司为354家。表4中，研发型子公司样本中ofdi_ext的回归系数为0.016且显著，大于基准回归中的系数值0.007，ofdi_int的系数值为负但不显著，这说明相较于其他投资动机，技术研发型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地理集中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不明显。
（2）分投资目的地检验
接着考察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依据世界银行2019年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2 536美元及以上的国家（地区）为高收入经济体，总数为83个。设置虚拟变量HighEco，若海外子公司全部位于高收入经济体，则HighEco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与HighEco的交互项，从表4的列（3）和列（4）中看出，与投资于中低收入经济体相比，若海外子公司全部位于高收入经济体，则地域多元化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创新绩效提升，同时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将不显著。从获取逆向技术溢出的角度来说，越是投资于技术先进地区的跨国公司，越有可能获得前沿的生产技术，因此投资于高收入经济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
（3）分行业讨论
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还可能因行业而异。依据行业生产率，从与国际上同行业前沿技术距离的角度进行检验。数据来源于WIOD数据库，其年限区间为2007～2014年，参考诸竹君等（2020）的研究，将美国同一行业的生产率设定为技术前沿，采用LP方法分别计算中国与美国三位代码行业的tfp，然后将两者相除，得到
，dist值越大说明第t年j行业的中国技术与美国越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与国际前沿的技术差距越小。通过将ISIC Rev.4与上市公司行业代码（2012）进行转换后匹配到前文数据集中，考察核心解释变量与dist的交互项。表4中列（5）和列（6）的结果说明，所处行业的生产率水平与国际前沿的技术距离越小，地域多元化的创新提升效应越强，而且地理集中度的创新抑制作用将不显著。
综上所述，投资动机为技术寻求型、投资目的地为高收入经济体、所处行业与国际前沿技术距离越小，将越有利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布局后的创新绩效，此时地域多元化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大的创新绩效提升，同时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将会弱化。
五、影响机制检验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可能通过高技术中间产品的进口和企业人力资本两条路径来影响企业创新，其中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包含进口产品价值和进口种类两个方面，企业的人力资本可以依据员工学历和职能部门来进行区分，具体的作用路径如图3所示。
1.高技术中间品进口
OFDI可以通过进口更多的高技术中间品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本文所使用海关数据的年份区为2007～2015年，进行了较为复杂的海关数据处理：首先，将商品编码统一到HS2007版本；其次，借鉴Lall（2000）的分类方法，整理出属于高技术贸易产品的SITC REV.2前3位代码，并将其与BEC4表中的中间产品代码进行转换；最后，将其与HS2007进行转换，筛选出属于“高技术中间产品”的进口商品。进口高技术中间品的价值是依据“企业—年份”对进口额进行加总，单位为美元，并取对数（记为lnvalue）。进口高技术中间品的种类依据HS2007编码进行计算，不同的HS编码表示不同的产品种类，并取对数（记为lntype）。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来看，列（1）和列（5）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海外分散布局有利于增加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种类和进口价值；列（3）和列（7）中，在控制了ofdi_ext变量后，进口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种类越多、进口价值越大，将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地域多元化有利于企业增加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价值和进口种类，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这也说明较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的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至关重要，是中国企业突破创新瓶颈、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一环，这一作用机制值得重视。
从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度来看，表5的列（2）和列（6）显示，海外集中布局将会负向作用于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种类和进口价值；列（4）和列（8）中在控制了ofdi_int变量后进口变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地理集中度抑制了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2.人力资本
公司的职能部门包括生产、财务、技术、销售等，通常生产性岗位的员工占比较大，因此非生产性岗位的员工占比可以用于衡量公司的人力资本结构，本文采用财务、技术、销售岗的员工数之和除以员工总数来表示，值越大表明公司的人力资本结构得到更多改善。关于员工的学历结构，通常将专科及以上学历视为高学历员工，代表着公司的高级人力资本，因此本文采用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人数占员工总数的比例来表示。表5中列（9）和列（13）系数值显著为正，这表明地域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中非生产性岗位和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列（11）和列（15）的回归结果说明，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和高级人力资本的增加将显著地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地域多元化能够提升企业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创新。从海外子公司的地理集中度来看，列（10）和列（14）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海外集中布局将会对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但是这一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列（12）和列（16）中人力资本变量均正向促进企业创新但系数值不显著。因此，假说
2a
成立，假说2b得到部分验证。
六、国内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制度创新通过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交易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因此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将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将在前文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IPP对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
1.IPP调节作用的总体分析
基于全样本，考察IPP对海外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考虑到IPP对地区内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对此采用分位数方法将IPP值逐年由低到高划分为3个区间，分别用τ1、τ2、τ3这3个哑变量表示，将其同时与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交互，考察不同分位区间内IPP对海外地理布局与企业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6。当IPP由较低程度逐步提高时，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得到了增强，同时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是当IPP水平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过于严格时，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将变得不显著，而且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将加剧。因此，当IPP处于第二分位即取值区间为[1.42，2.85]时，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最大，同时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小，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优化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假说3成立。
2.企业内外部技术密集度的调节作用分析
就企业内外部技术知识而言，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rdspend）越高，所接触的外部技术知识（lnETK）越丰富，OFDI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进一步考察交互效应，从企业内部技术知识来看，ofdi_ext×rdspend、ofdi_int×rdspend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0.004。从中可以发现，企业内部的研发投入增加能够提升企业的技术基础和增强吸收能力，将会强化子公司地域多元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降低子公司地理集中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从企业外部技术知识来看，ofdi_ext×lnETK、ofdi_int×lnETK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2、0.032**，这表明海外子公司所接触的外部技术知识越丰富，地理集中可以使企业更成功地开发外部知识，对海外技术的转化和利用更为充分，此时地理集中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影响。
然后，考察不同程度的IPP对上述情境下OFDI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随着地区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IPP值由第一分位提高到第二分位），ofdi_ext×rdspend、ofdi_int×lnETK变量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但是如果IPP制度进一步从严，IPP水平由第二分位提高到第三分位，那么ofdi_ext×rdspend、ofdi_int×lnETK变量促进企业创新的强化作用将变得不显著，同时ofdi_int×rdspend、ofdi_ext×lnETK变量将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总体上看，当IPP水平处于第二分位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优化效果最好。因此，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若保护程度过低，对OFDI企业创新的激励和保护效果有限，保护程度过高又会产生较多负面影响。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说4。除G-P指数计算的IPP外，本文也采用IPP2和IPP3进行了检验，结论基本一致，限于篇幅未列出。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及其海外子公司数据，对海外子公司地理布局、地区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海外子公司的地域多元化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规模与质量，但是海外地理集中程度越高将负向抑制企业创新，这一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检验发现，技术研发型投资、投资于高收入经济体和所处行业的技术越接近于国际前沿，地域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的提升作用越大，地理集中度对企业创新的阻碍作用越小。（3）从影响机制来看，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价值和进口种类的增加以及企业人力资本提升是地域多元化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而地理集中度降低了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抑制了企业人力资本的提升，从而对企业创新产生不利影响。（4）适度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能够增强海外地域多元化的创新提升作用，并且弱化海外地理集中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部研发投入越多，越能够从海外地域多元化中获益，所接触的外部技术知识越密集，则地理集中更有助于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样本中当IPP水平处于第二分位，即[1.42，2.85]区间时，其对不同技术资源情境下企业创新绩效的优化作用最大。
2.政策建议
依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优化海外子公司地理结构，合理布局跨国经营网络。对于中国跨国公司而言，地域多元化比地理集中能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创新，在构建全球投资组合时应权衡好海外子公司的分散布局与集中布局，将市场多元化与当地嵌入策略相结合，同时海外子公司的地理布局也要与企业内外部知识资源相互配合，从而不断提高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创新绩效。第二，推进技术先进行业的企业开展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投资。发达经济体为中国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多产生创新收益的新技术资源，但这种创新收益的程度通常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定位，技术寻求型的创新收益通常高于其他动机，而且OFDI对技术先进行业的企业尤为重要，此类行业涉及到高水平的隐性知识，其对外投资将比传统行业能更有效地获取外部知识。第三，增加研发投入，增强内部技术基础，提升企业吸收海外技术知识的能力。知识获取、吸收、整合的能力对海外投资的创新溢出效应至关重要，而研发投入是培育这些能力的基础，企业必须拥有内部知识库才能更好地利用多样化的外部知识资源，不断优化海外地理布局的创新效应，助力中国OFDI企业创造和更新其竞争优势。第四，政府方面，应构建良好的地区知识产权制度，为OFDI企业的技术创新保驾护航。构建中国经济新发展格局、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应适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对OFDI 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有需要的可联系笔者索取。
参考文献：
[1]Ang J S, WU C, CHENG Y. Does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tter in China? Evidence from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Choices in the High Tech Industr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4, 96（2）: 332-348.
[2]Birkinshaw J, Lingblad M. Intrafirm Competition and Charter Evolution in the Multibusiness Firm[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 16（6）: 674-686.
[3]Castellani D, Montresor S, Schubert T, Vezzani A. Multinationality, R&D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 top R&D investors worldwide[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3）: 405-416.
[4]Cantwell J, Mudambi R. MNE Competence-creating Subsidiary Mandates[J]. Stratege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 1109-1128.
[5]Coe D T, Helpman E.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5, 39（5）: 859-887.
[6]DENG P, Delios A, PENG M W. A Geographic Rel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1）: 50-71.
[7]DONG Z, MIAO Z, ZHANG Y. The Impact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Innovation[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1: 101307.
[8]Elia S, Kafouros M, Buckley P J.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nhanc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MNEs: A Geographic Relational Approa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0, 26（4）: 100801.
[9]FU X, HOU J, LIU X. Unpac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02: 111-123.
[10]Ginarte J C, Park W G. 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3）: 283-301.
[11]Gupta A K, Govindarajan V. Knowledge Flows with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4）: 473-496.
[12]Kafouros M I, Buckley P J, Sharp J A, WANC C.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Explain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Technovation, 2008, 28（1）: 63-74.
[13]Kafouros M I, Buckley P J, Clegg J. The Effects of Global Knowledge Reservoir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Depth and Breadth[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5）: 848-861.
[14]Kim Y K, Lee K, Park W G, Choo K. Appropri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ountr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J]. Research Policy, 2012, 41（2）: 358-375.
[15]Kogut B, CHANG S J.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91: 401-413.
[16]Lall S. 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98[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0, 28（3）: 337-369.
[17]LI J, Strange R, NING L, Sutherland 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25（5）: 1010-1019.
[18]LUO Y, Maksimov V, BU J. Making Geographic Dispersion Work for Emerging Market MN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1, 27（3）: 100800.
[19]Makadok R, Barney J B. Strategic Factor Market Intelligence: An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Economics to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Competitor Intelligence[J]. Management Science, 2001, 47（12）: 1621-1638.
[20]Phene A, Almeida P. Innovation in Multinational Subsidiaries: The Role of Knowledge Assimilation and Subsidiary Capabilit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 901-919.
[21]QIAN Y. Do National Patent Laws Stimulate Domestic Innovation in a Global Patenting Environment?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Pharmaceutical Patent Protection, 1998-2002[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7, 89（3）: 436-453.
[22]XIAO Y, Tylecote A, LIU J. Why not Greater Catch-up by Chinese Firms?The Impact of IPR,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echnology Intensity on Late-comer Strategies[J]. Research Policy, 2013, 42（3）: 749-764.
[23]逄锦聚，林岗，杨瑞龙，黄泰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笔谈[J].经济学动态，2019（7）：3-19.
[24]冯根福，郑明波，温军，张存炳.究竟哪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基于九大中文经济学权威期刊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再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7-35.
[25]黄远浙，钟昌标，叶劲松，胡大猛.跨国投资与创新绩效——基于对外投资广度和深度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21（1）：138-154.
[26]洪俊杰.新常态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创新与政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27]李杨，车丽波.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120-139.
[28]毛其淋，许家云.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J].世界经济，2014（8）：98-125.
[29]明秀南，阎虹戎，冼国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分析[J].南方经济，2019（8）：39-55.
[30]徐大策，李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高进口产品质量——基于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1（6）：50-68.
[31]阎虹戎，冼国明，明秀南.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改善了母公司的员工结构？[J].世界经济研究，2018（1）：53-66+135.
[32]赵宸宇，李雪松.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7（6）：105-117.
[33]诸竹君，黄先海，王毅.外资进入与中国式创新双低困境破解[J].经济研究，2020（5）：99-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