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美中竞争对抗加剧，我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贸易壁垒问题突出，尤其是知识产权方面的壁垒问题激增。本文以全国贸易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广东省为例，分析广东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主要形式，克服和应对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并深入分析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即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升中小微企业应对能力；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风险预警机制建设；加大知识产权能力建设，提升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力；提升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规模和素质。

关键词：出口，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风险应对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政府、组织、企业或个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而采取或支持的对国际贸易产生阻碍的各种政策或措施。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企业“走出去”力度加大，企业面临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日益增多。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美中竞争对抗加剧，美中贸易摩擦涉知识产权争端持续升温背景下，我国对美出口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壁垒问题凸显。

一、企业遭遇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现状——以广东为例

广东作为外贸大省，2020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7万亿元，美国是广东省第一大出口国，出口额占全省出口总额的比重超15%。随着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比重的不断提高，广东制造海外影响力不断增强，广东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问题也日益增多。

（一）企业遭遇337调查呈上升趋势

337调查是美国独有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已成为“两反一保”之外的又一项有力的贸易保护措施。2010—2020年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共发起337调查540起，其中，涉中国企业的案件为191起，占全部调查案件总数的35.4%；涉广东企业案件共95起，占中国企业涉案数的49.7%，占全部调查案件总数的17.6%。从历年情况看，337调查涉广东案件数量及占比均呈上升趋势（见图1）。特别是2017年以来，美国337调查案件总量呈下降趋势，而广东企业涉案数连续四年维持在10起以上，占全部调查案件总量的20%以上，2020年更是达到了24.5%的历史新高，即美国337调查近1/4案件来自广东。

截至2020年底，337调查涉粤企的95起案件中，已结案82起，涉263家企业。从已结案件企业的应诉情况看，105家企业积极应诉，占涉案企业数的39.9%，缺席和未送达企业^①分别为140家和18家，分别占53.2%和6.9%，企业总体应诉率接近四成。从应诉结果看，获得最终裁决结果为不侵权、申请人撤回申请或涉案专利无效的企业45家，占广东应诉企业数的42.7%；达成和解、同意令、结束调查、无救济措施等最终裁决结果的企业54家，占广东应诉企业总数的51.4%；仅6家企业获得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或禁止令等不利结果，占广东应诉企业总数的5.7%。

总体看，广东作为外贸出口大省，频繁遭遇美国337调查。近十年来，337调查涉广东案件数量约占全国涉案总数的半壁江山，且337调查经常与美国司法诉讼和海关执法相结合，给广东企业出口造成沉重打击，导致企业损失惨重。从企业应诉情况和USITC最终裁决结果看，积极应诉企业仅有不足6%的企业被颁布普遍排除令、有限排除令或禁止令等不利结果，四成以上企业被裁定不侵权或申请人撤回申请，五成以上企业达成和解、同意令、结束调查、无救济措施等。这意味着部分企业发起337调查是假，通过启动知识产权调查达到贸易遏制效应以及被诉方被动和解的“敲竹杠”效应是其真正目的，这已构成了实实在在的贸易壁垒，即借知识产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企业频繁遭遇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纠纷

2010—2020年间，美国法院共受理专利诉讼案件4.72万起，其中涉及粤企的案件846起，已结案662起。近年来广东在美国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呈稳中趋升态势。2020年，粤企在美专利诉讼案件大幅增加，是2019年的2.46倍。究其原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2020年世界经济遭遇“黑天鹅”事件，陷入到二战后最严重的萧条当中。经济不景气时，专利持有人用专利诉讼来实现或换取专利的经济价值的意愿更为强烈。

广东企业在涉美专利侵权诉讼案件中，作为原告主动发起诉讼的案件仅66起，占广东涉美诉讼案件总数的7.8%；九成以上企业作为被告被诉侵犯他人专利权利。在已结案的662起案件中，当事人双方真正走到庭审判决的案件仅75起，占已结案件量的11.3%，其中原告胜诉比例占八成以上；当事双方达成和解案件459起，占已结案件量的69.3%；程序性决议案件128起，占已结案件量的19.3%。

由上述可知，司法诉讼仅仅是商业竞争的手段，企业真正胜诉的比例不足10%，案件当事人双方真正走完整个司法程序的案件仅占一成左右，更多是当事人双方“边打边谈、边谈边打”，原告通过司法诉讼迫使被告不得不重回谈判桌，进而达到自身的商业目的。从近十年广东企业在美国诉讼案件结果看，双方达成和解的案件数接近七成，其中原告自愿撤诉的案件约占审结案件总量的25%，充分说明部分企业试图利用知识产权诉讼达到抢占商业市场的目的，其通过不正当手段利用专利授权制度进行专利申请，或以拒绝专利许可、过高定价、专利搭售、要求免费反向授权等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并通过知识产权诉讼权滥用的形式来构筑贸易壁垒，打击竞争对手。

（三）技术标准型贸易壁垒问题突出

相对于普通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而言，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具有更强的防御功能，能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的效力。虽然标准组织设立了FRAND原则来平衡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与其他经营者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专利权人通常需要承诺遵守FRAND原则后方会被纳入标准，以寻求维护市场合理竞争，防止垄断，但因为实践上的复杂性，其仍然难以保障专利使用人的竞争地位。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无疑给粤企“走出去”增加极大难度，是必须要引起重视的一种贸易壁垒形式。

广东企业遭遇技术标准型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时有发生。作为技术标准型贸易壁垒高发地带的通信企业，华为、中兴通讯、魅族等与美国InterDigital、高通等公司产生的专利纠纷均涉及技术标准型贸易壁垒。2020年7月，华为和高通签订了价值18亿美元的长期专利许可协议，在5G领域拥有专利数全球第一的华为之所以还要支付高通巨额许可费，就是因为高通拥有将手机连接到蜂窝网络关键技术的标准必要专利。此外，高通还拥有大量2G、3G、4G的标准必要专利，业内企业如要使用高通的标准必要专利，就必须向其支付许可费。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季报显示，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计算，高通第三季度总营收48.93亿美元，税前利润8.68亿美元，其中负责专利许可的QTL部门营收10.44亿美元，税前利润6.46亿美元，专利许可费利润占公司税前利润的74.4%^②。

（四）国家利益主导下的潜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风险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也会增加广东企业在美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风险。如美国对科技领域实施的“净网行动”、针对“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及出口贸易管制等一系列知识产权和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影响着广东企业在美国市场的生产、投资和销售活动，甚至左右着广东企业在美国诉讼的判决结果，增加了企业出海过程中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风险。

仍以高通反垄断案为例，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从2017年开始对高通专利许可商业活动涉嫌反竞争提起诉讼，认为高通滥用在无线通信市场的支配地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专利费。2019年5月，加州圣何塞地方法院法官Lucy Koh支持该指控。对此，高通表示不服并立即提起上诉。2020年8月11日，美国上诉法院判决高通专利许可商业活动不构成反竞争，推翻了地方法院2019年的判决。高通公司作为全球手机芯片的标杆公司，一旦在美国被认定为垄断，很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高通公司的反垄断审查，因此美国法院最新判决明显存在对本国企业的保护主义倾向。高通胜诉意味着高通可以继续利用在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和芯片市场的支配地位收取高额专利费，对企业参与美国市场竞争构成了实实在在的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二、企业应对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存在的主要困难

入世以来，广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省份，也是遭遇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最多的省份。然而，广东省企业积极应对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比例并不高，以美国337调查为例，粤企应诉率仅为39.9%。通过大量调研走访发现，广东省企业应对美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存在以下困难。

（一）不熟悉海外目标市场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环境

近年来，广东企业纷纷借助政策、市场等有利因素走出国门，在海外获得快速发展。但很多企业在“走出去”后才发现不熟悉所在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因此遭遇知识产权纠纷。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国内一些企业的产品在国内没有遇到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但是一出口到国外就产生知识产权纠纷，被指控专利侵权、商标侵权等，甚至被查扣、封存、责令赔偿。其根本原因就是不了解各国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的差异。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存在差异，作为一个外国企业的智力成果在我国没有申请知识产权、取得知识产权保护，不等于在其他国家也一定没有申请专利、取得专利保护。特别是对于一些仿制外国的产品，更是如此。有些企业不知道这一常识，才吃了大亏。

（二）海外维权成本高

众所周知，在美国打官司律师费昂贵，特别是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由于技术问题复杂、证据量大、准备和审理周期长等原因，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律师费更高。根据《商法》在2018年12月底发布的《2018年中国律师事务所费率调查》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律师平均收费为2792元/小时，仅为美国的51.3%。除律师费用外，专家证人、诉讼赔偿金、诉讼时长等因素都会增加维权成本。对于很多小企业来讲，如果在一宗美国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败诉，很可能是灭顶之灾，即使是大企业也可能会元气大伤。在遇到知识产权纠纷时，不打，意味着要支付高额的赔偿费用或退出目标市场；打，则意味着要支付高额的诉讼费用。

（三）缺少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高素质综合性人才

应对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需要综合素质很高的专业人才。专业人才队伍不仅要具有专业扎实的知识产权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还要有丰富的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网络信息知识、经济管理知识，以及外语沟通能力和商务谈判能力等。随着广东涉外知识产权贸易纠纷逐渐增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专业人才紧缺。目前大部分知识产权专门人才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公司企业及服务机构、行业协会和政府，在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时，大企业在维权的道路上举步维艰，相对来讲，中小企业在专业人才匮乏的情况下，难度更甚。

（四）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不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起步晚，大量知识产权立法成果集中于近二三十年间，相当于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走完的知识产权发展过程。缺少知识产权意识的浸透与沉积，导致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不够，既不重视通过知识产权保护企业创造的智力成果与无形资产，也不重视知识产权风险管控与知识产权变现、运营，导致企业无形资产流失、知识产权侵权事件频繁出现，比如很多企业错误地认为只要是独立研发出来的成果，就对其享有专有权利。这些认识上的不足和战略规划的缺失，都会导致企业辛辛苦苦获得的智力成果流失，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

（五）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

近年来，广东省在海外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显著增加，位居全国前列。但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广东省企业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很大差距。很多企业在进行海外扩张时，并未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其经营战略范围。企业在制定海外发展计划或投资计划时，往往更关注的是市场调查、东道国的投资贸易法律监管、公司设立与劳动力成本等与企业经济效益关联性更强的方面，知识产权并未被纳入考虑范围。企业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往往滞后于其海外市场开拓步伐。

从外部因素来看，缺少综合性人才和海外维权成本高，是社会环境所致。从企业内部因素出发，企业缺乏知识产权管理意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不熟悉海外知识产权法律环境，成为企业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加强企业内部知识产权管理，提高战略定位势在必行，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利用国外规则保护自身的知识产权，并运用规则掌握主动权，摆脱国外企业的牵制，这样进入国际市场更有话语权。

三、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不力的主要原因分析

企业难以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是广东省在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方面一直存在着上述问题，想要解决其中的症结，需知其所以然，从问题的根本原因出发。本文通过实证数据分析，认为广东省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研经费投入大，但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广东省研发投入快速增长，2019年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2800亿元，位列全国第一；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8%^③，超过发达国家2.2%的平均水平。但从R&D经费支出的结构看，基础研究经费支出比例偏低，占R&D经费支出总量的4.6%，仅相当于美国（17.2%）、英国（16.9%）等发达国家的1/3～1/4^④。基础研究的累积性进步和突破性发展往往能够引领带动科学技术和创新发生整体性、格局性的深刻变化，进而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产生基础性、决定性和长期性影响。广东省重技术开发，轻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需求，制约了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加工贸易占比大，企业创新动能不足

2020年广东省海关进出口总额为70844.8亿元，外贸依存度^⑤高达63.96%，比全国平均水平（31.70%）高一倍，比浙江（52.32%）、江苏（43.32%）高出11.64和20.64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9.71%，仅为2010年加工贸易出口占比（60.8%）的一半，但与浙江7.1%的加工贸易份额相比，广东外贸“两头在外”的特征明显，很多行业依旧处于价值链低端。“重视技术设备的引进，轻视引进后的消化、吸收和改进”的观念严重阻碍了广东省企业的创新。部分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许多产品的“心脏”部位都采取“拿来主义”的政策，引进技术就成了照搬照抄，即使通过吸收、消化进行了创新，也没有有效地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外申请专利保护自己，弱化了自身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和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纠纷的能力。

（三）中小企业盈利能力弱，应对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能力有限

广东省中小企业数量超过700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5%^⑥。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小微企业分别实现增加值为7599.87亿元、9276.08亿元和324.16亿元，同比增长3.9%、-0.5%和-8.7%，占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2.99%、28.07%、9.81%。中小企业虽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弱，据了解，只有3%和1%的中小企业申请过或获得过专利^⑦，缺少知识产权保驾护航，使其在“走出去”过程中易遭遇知识产权侵权纠纷。近年来，随着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逐步上升，企业运营成本增长较快，挤压了利润空间，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不足，使得他们在遭遇海外知识产权贸易壁垒时，无法承担高额的应诉成本，往往是不战而逃，被迫放弃目标市场。

（四）美国科技综合竞争优势强大，具备实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能力

从外因看，美国具有实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能力。2019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9%，较2018年增长了0.01%，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但在世界范围内，我国的研发支出占比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2019年科研投入占比最高的十个国家分别为韩国、以色列、芬兰、日本、瑞典、丹麦、澳大利亚、瑞士、德国、美国，占比分别为4.35%、4.04%、3.5%、3.5%、3.28%、3%、2.98%、2.97%、2.84%、2.84%^⑧。美国科技方面综合竞争优势非常强，尽管我国科技产业规模上已处于世界前列，但仍缺乏核心科技竞争力，许多高新技术产品依然高度依赖进口，光刻机、航空发动机、高端传感器、大型主机、高精度机械手、数码相机及感光芯片、操作系统、高端基因测序仪、高端医疗器械、集成电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相当突出^⑨。

（五）美国作为全球知识产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具有先发的制度优势

美国自身知识产权优势明显，法律体制完善，具备实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能力；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是发达国家先行企业对后发企业实施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主要动机；我国科技实力的提高和全球竞争力的增强，是与发达国家竞争激烈程度加剧乃至中国出口企业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宏观条件^⑩。以美国为例，美国除了拥有一系列不断修订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外，还以国内立法的形式制定了“特别301条款”和“337条款”，并配合司法长臂管辖权和禁诉令制度，对美国企业走出去和国外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知识产权问题赋予制度上的保障并提供实际操作层面的依据，确保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受侵犯，并利用制度工具打压竞争对手，捍卫美国知识产权的全球领导力，进一步强化其霸主地位。

四、提升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能力的对策建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未来面临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会越来越多，因此要加强政企合作联动，强化基础能力、制度保障和应对长效机制建设，全面提升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的能力。

（一）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建立健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体系，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强基础研究的前瞻部署，推动不同领域创新要素有效对接，引导技术能力突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强基础研究。继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用联盟，开展核心技术研发攻关。加大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支持力度；稳步构建国际、国家、地区和行业标准协同一致的标准体系，树立“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发展理念；针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建设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为一体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推动专利转化为标准，提升行业竞争力。

（二）多管齐下，提升中小微企业应对能力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组织行业内企业联合应诉，分担经济成本；积极探索金融工具支持企业应对海外纠纷；制定更加贴合企业需求的扶持政策；制定发布广东重点出口市场知识产权保护国别指南，提升企业应对能力。

（三）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纠纷风险预警机制建设

完善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动态监测海外知识产权状况、发展趋势和竞争态势；出口前充分了解目标市场状况，评估潜在知识产权风险；提前制定知识产权风险应对策略；强化政府在知识产权纠纷风险预警机制中的引导作用。

（四）加大知识产权能力建设，提升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能力

将知识产权能力建设纳入知识产权战略规划的范畴，编制并实施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工作计划，明确长期目标和中短期目标。全盘统筹全省知识产权能力建设工作，确保有计划、分步骤、有组织地实施。有针对性地组织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能力提升培训；提升公众知识产权意识。

（五）提升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规模和素质

加大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培养国际化的知识产权人才；探索和完善知识产权教育培养模式，利用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契机，对接港澳资源，联合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学院；整合现有的知识产权专家智库资源，切实发挥专家智库为企业解惑、为政府献策等作用，提高知识产权维权力度及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

注释：

①未送达企业指调查过程中该企业因地址有误等原因不能将文件送达，无法进行调查通知。在337调查中，此类企业与裁定缺席的企业区分开.

②高通反垄断案翻转胜诉，靠5G专利继续躺着赚钱？https://tech.163.com/20/0818/13/FKAJLNN900097U7S.html.

③本节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广东统计年鉴》及相关省统计年鉴；知识产权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官网.

④2020年广东省统计年鉴.

⑤外贸依存度是一国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的程度。其定量表现是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其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⑥中国经济网.质量创新成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普遍路径广东将“质造”进行到底[EB/OL].（2018-02-13）[2021-04-02]. https://news.sna.cn/gn/2018-02-13/detal-fyrkrva8176543.d.html?oid=3794291102706557&pos=3.

⑦新华网.质量创新成为广东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普遍路径[EB/OL].（2018-02-14）[2021-04-03]. 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8-02/14/c_136974658.htm.

⑧艾媒数据中心[DB/OL].[2020-04-08]. https://data.iimedia.cn/page-category.jsp?nodeid=13016761.

⑨科技创新|华为因高科技被美国制裁，我国还有哪些严重依赖进口的“高科技”[EB/OL].（2019-03-12）[2021-04-05] https://m.sohu.com/a/405767109_198170/.

⑩赵艳玲.我国出口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及应对策略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3.

参考文献：

[1]J. Robert，M. Sherwoo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West View Press，1990：24.

[2]徐元.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6.

[3]金明浩.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机制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8（2）.

[4]王亚星，李峰.如何跨越贸易壁垒——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视角的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18（1）.

[5]徐元.美国知识产权强保护政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霸权稳定论的视角[J].宏观经济研究，2014（4）.

[6]董海珍.知识产权壁垒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研究[D].武汉工程大学，2017.

[7]赵艳玲.我国出口遭受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及应对策略研究[D].湖北工业大学，2013.

[8]陆园园.协同创新如何实现“共赢”[EB/OL].（2015-06—25）[2021-03-08].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625/c40531-27205019.html.

作者简介：魏雅丽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知识产权；谢欢，广东省WTO/TBT通报咨询研究中心，标准化工程师，研究方向：标准化、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