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2009—2018年间250个城市层面的数据，并运用双重差分法，全面分析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结论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均获得了显著提升，东部地区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不同类型的城市均获得了显著改善，且随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其提升效果也依次增强；不同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城市均获得了显著改善，但高财政实力和高金融实力的城市提升效果则更为显著。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主要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营商环境等途径来促进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的作用最为明显。

关键词：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双重差分法，中介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土地、劳动力等丰裕要素资源的优势和极尽优惠的政策条件，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据统计，中国的GDP、人均GDP、出口额以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由1985年的9098.9亿元、1378元、808.9亿元、47.6亿美元迅猛扩展为2019年的990865.1亿元、70892元、172373.6亿元、1381.35亿美元，分别是1985年的108.9倍、51.45倍、213.1倍、29.02倍，中国由此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因此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度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而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步入新常态，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及GDP锦标赛所引发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步显现，例如，要素价格不断攀升、经济效率低下、自然资源浪费日趋严重、生态环境污染不断加剧等问题（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简新华和聂长飞，2020）^[1-2]，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也因此备受关注。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且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这就必须坚决摒弃唯GDP至上的价值观念，并始终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新发展理念。2021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又进一步向全球宣告“中国将始终坚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还提出“中国将全面落实联合国所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毫不懈怠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积极实现产业结构及能源结构的优化，最终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为全面贯彻和落实中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国务院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等若干重要文件的指示精神，加快实施中国创新驱动战略和中国知识产权战略、有效发挥知识产权在城市层面的提质增效的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1年首次制定并颁发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和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办法》（国知发管字[2011]160号），并随后分别于2012年4月、2013年8月、2015年3月、2016年5月、2018年5月、2019年5月先后组织实施了6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所涉及的示范试点城市总量更是高达70个。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尝试从产业结构升级等角度来探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作用（覃波和高安刚，2020）^[3]。而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则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是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其作用机理又会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单元，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甚至是决定性的（李海超和王美东，2019）^[4]。而对于中国而言，城市经济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名副其实的支撑和力量来源。据统计，2017年中国城市所带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达75.957万亿元，占中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92.53%，中国城市在2002—2017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3.83%，而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为9.35%（张军扩等，2019）^[5]，这也使得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同时也能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相关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给出中国经济已经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著名论断以来，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便成为了学界所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话题，并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既往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测度方法以及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因素等三个方面。具体归纳如下：

第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方面，当前学界仍未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给出统一的界定。学者们则分别尝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相应的归纳和总结。例如，张军扩等（2019）^[5]的研究就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旨在寻求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追求为目标的公平、绿色及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杨伟民（2018）^[6]则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实质就应该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的推进过程。唐晓彬等（2020）^[7]的研究则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突出经济发展的成效性与成果的高质量性。金碚（2018）^[8]、任保平和李禹墨（2018）^[9]则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真实需要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结构、模式和动力状态。宋国恺（2018）^[10]则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出发，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实现人的全方位发展、社会的全方位进步和社会基础的不断增强。王一鸣（2018）^[11]、郭春丽等（2018）^[12]则从宏微观视角出发，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产品与服务、产业与区域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全体的高质量发展。黄速建等（2018）^[13]、王雄飞等（2018）^[14]、李平等（2017）^[15]则从供给需求及投入产出的视角出发，指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体现为供给、需求及投入产出的高质量化。

第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方面，不少学者选用了全要素生产率（刘思明等，2019；徐晔和喻家驹，2020）^[16-17]、劳动生产率（李金昌等，2019）^[18]等单一指标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虽然采用这些方法进行测度，具有计算简单、操作方便的显著优势，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状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且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仅仅依靠单个变量指标进行测度，容易招致片面性，且无法全面、准确体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真实状态。由此，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从多维视角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例如，张军扩等（2019）^[5]就曾尝试从公平和高效等2个维度进行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李金昌等（2019）^[18]则尝试从绿色发展、创新效率等5个维度来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魏敏和李书昊（2018）^[19]则选取了生态文明成果、创新驱动发展等10个维度来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师博和张冰瑶（2019）^[20]则从社会成果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等方面来进行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除此之外，简新华和聂长飞（2020）^[2]则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产品和服务质量等5个维度来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第三，在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方面，辜胜阻等（2018）^[21]、刘宏和乔晓（2019）^[22]、王慧艳等（2019）^[23]的研究均指出，创新驱动、创新模式的转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推进作用。高淑桂（2018）^[24]、景维民等（2019）^[25]、刘伟和蔡志洲（2018）^[26]等的研究则表明，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黄永明和姜泽林（2019）^[27]则强调了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除此以外，陈诗一和陈登科（2018）^[1]、刘金全等（2019）^[28]、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29]、李辉（2019）^[30]则分别强调了环境质量、货币政策、互联网、大数据等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综上，虽然当前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1）还缺乏全面、科学、统一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虽然现有研究已经给出了诸多涉及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构建的经验和技巧，但是在具体指标的选取和设置上，仍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主观性、随意性等问题，这极有可能导致所构建出的指标体系缺乏全面性、严谨性、科学性以及普遍适应性，这就使得如何精准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当前学界关注的难点和热点话题；（2）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层面及省级层面铺开，而针对城市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而事实上，由于每个城市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这就会导致基于国家层面及省级层面分析所得的结论难以较好地指导城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3）当前，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献还较为缺乏，而有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还未曾见到，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所在。

由此，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创新：一是首次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这一视角，并运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 Analysis，简称DID）消除了以往研究文献广泛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系统探讨了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这对已有研究将会是一个较为有益的补充；二是深入探讨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深化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三是从中国城市层面出发，并结合城市层面变量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可衡量性，最终构建出了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四是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视角为中国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机制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可能通过推进技术创新来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主要文献已经普遍证实知识产权保护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不断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跃升（操龙升和赵景峰，2019；James et al.，2014）^[31-32]。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在打造过程中，一项核心的工作内容便是如何更好地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力，据此，本文也由此认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也能直接带动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第一，伴随着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不断推进，各试点城市也纷纷增强了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诸如，根据广州市发布的《广州知识产权发展与保护状况白皮书（2019）》显示，2019年广州市共计查处专利侵权及假冒案件高达2162宗，并查处各类涉及商标侵权及假冒案件1089宗，涉案金额高达1079.92万元。除此之外，广州市还专门开展了针对第125届、126届广交会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活动，共计受理商标、专利投诉共计872宗，并立案1151宗。另据深圳市发布的《深圳市2019年知识产权发展状况白皮书》显示，2019年全年，深圳市共计查处侵权案件高达1787宗，比上年增长46%，办结1734宗，比上年增长60.26%，罚款5183.78万元，移送司法机关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达49宗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各试点城市对侵权行为的持续重拳出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住侵权行为频发的严峻情势，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市场上的各创新主体通过技术转让、专利授权等活动顺利获得丰厚回报，进而有利于激发各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和动力，从而确保创新活动的持续性，最终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第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能够极大缓解各类型创新主体进行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问题。技术创新活动，相较于其他创新活动而言，往往更强调持续性的巨额资金投入（沈国兵，2020）^[33]，由此这也成为困扰各类型技术创新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卡脖子”问题。试点城市为顺利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切实提升本地区的创新能力，则先后开展了面向各创新主体的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支撑体系的打造。例如，青岛市就提出要快速推进“投融资联动的知识产权信用担保模式”“培育并不断规范专利保险市场”“完善专利质押保险的贷款规程”。广州市则推出了“4000万元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基金”，从而形成了“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担保机构”四方共担风险的质押融资的新模式。此外，还专门面向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科技型企业设立了“6亿元规模的知识产权运营基金”。深圳则加快了“国家知识产权投融资试点”的工作步伐，同时积极倡导和推广“专利质押”等新型融资模式，此外还快速完善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风险及补偿机制”等。在此基础上，伴随着各试点城市针对知识产权金融服务体系的打造，长期困扰各类型技术创新主体的资金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从而显著降低了各类型主体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的资金风险问题，从而有利于各试点城市技术创新的活力增强。

而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往往又能显著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科技创新往往能够快速推进科技创新交易平台的搭建和不断完善，从而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创新型发展。在中国经济创新型发展的过程中，其所依托的高素质技能人才等要素的持续投入而得到的专利、技术成果，必然要借助于技术交易平台才能快速实现其商业化和价值。而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科技创新交易平台则能够快速实现专利、技术等研究成果的成功转化，进而能够有利于促进创新产业的迅猛发展，除此之外，也能有效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最终实现中国经济的创新型发展。

其次，科技创新能够有效促进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持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清洁生产技术、新设备能够有效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排放，从而有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

最后，科技创新能够有效带动中国经济的共享发展。随着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现代化技术手段不断应用于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进而能够有效带动这些领域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显著提升，最终也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可能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带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张应武和刘凌博，2020）^[34]。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则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重要推进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不断推进，能够有效推动知识产权的法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在进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打造的过程中，普遍注重知识产权的法制体系构建。诸如，广州市就正式制定和颁布了《广州市专利行政执法办法》，与此同时，还积极配合广东省共同进行了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打造。此外，还连同全国19个城市共同签订了《电商领域知识产权联合执法宣言》。深圳市则推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长沙市则先后颁布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意见》《长沙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管理办法（暂行）》《企业知识产权境外维权指引》和《企业境外参展知识产权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也能够有效推进服务型政府的打造。诸如，广州市就提出要打造“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的综合型行政管理体制”和优化“广州市知识产权信息中心的服务功能”，此外还积极推进中国（广州）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建设，从而实现知识产权的快速审查、快速确权以及快速维权的“一站式”服务方案。厦门市则成立了以商标、专利、版权为核心的“三合一”的知识产权监督管理机构。最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环境。各试点城市都先后通过各种手段来推进本地区的知识产权文化环境的打造。诸如，广州市就充分利用主要报纸、电视台、网站、微博等各种渠道持续推进知识产权的宣传与教育，与此同时，还先后推进了“中国科技金融高峰论坛”“知识产权珠江论坛”“汇桔杯南粤知识产权创新创业大赛”等一系列涉及知识产权的活动开展。厦门市则强调在主要媒体开辟知识产权专栏，及时播报知识产权的最新前沿话题，同时对假冒伪劣产品进行实时曝光，与此同时，积极推进以知识产权为主题的创意设计大赛和摄影大赛等。

而营商环境的改善则能有效带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方面，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保障市场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进而能够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营商环境的改善，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资源扭曲现象得以极大的遏制，而在价格信号的促使下，更多资源流向互联网、生物医药等新型高技术行业和领域，从而能够带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营商环境的改善，能够通过吸引高质量要素的流入进而带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量文献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是影响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流入的重要因素（孙林和周科选，2020a；陶爱萍和吴文韬，2020）^[33-36]。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质量。而这些要素的流入，又往往能带动高技术附加值行业的快速成长，最终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假设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营商环境等途径来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实证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双重差分法来实证探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全面推进城市层面的知识产权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2年开始先后推行了共计六批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工作。考虑到本文的数据跨度为2009—2018年，由此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仅将第一批至第四批的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与此同时，为规避第五批试点城市可能带来的噪音影响，由此将第五批所涉及的试点城市进行了剔除，第六批由于是从2019年5月才开始，不会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带来影响，故对其进行保留；同时，考虑到中国城市在行政管理上的隶属关系以及实证数据的完备性，由此本文将实证研究的对象圈定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考虑到试点城市中，有部分城市仅为县级城市或者仅为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一个区或几个区，如果将这些城市或地区对应的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拉入处理组，就会有可能导致过度夸大其对经济高质量的影响，故对以上涉及到的县级市、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进行剔除。通过以上一系列的处理，本文最终共计得到50个符合要求的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也便是本文的处理组，而将剩下的其他符合本文要求的200个城市作为控制组。最后，本文最终得到以下基础模型：

 （1）

模型（1）中，下标c、t分别表示城市、时间。quality_ct代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treat_c代表城市c是否在2009—2018年间成为了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如果是，则treat_c=1，否则treat_c=0。Post_t代表城市c推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时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文所涉及的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包含了4个时间节点，对于在2012年4月实施的，Post_t在2012年之前取0，在2012年及以后取1；在2013年8月实施的，Post_t在2013年之前取0，在2013年及以后取1；在2015年3月实施的，Post_t在2015年之前取0，在2015年及以后取1；在2016年5月实施的，Post_t在2016年之前取0，在2016年及以后取1。Z_ct为控制变量集合，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资本密集度（lnkl）、工资水平（lnwage）、互联网普及程度（lninter）、交通设施便利程度（lninfra）、外贸依存度（export）、城市化水平（urban）等。F_c、F_t分别为城市、时间固定效应，ζ_ct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

1.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quality）。考虑到当前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方法依然缺乏统一性、科学性和全面性，且基本还是围绕国家及省级层面进行，而涉及城市层面的测度则较为缺乏的现实情况。为精准测度出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本文首先在借鉴金碚（2018）^[8]、欧进锋等（2020）^[37]的做法基础上，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的“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城市层面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构建的指引，从而构建出5个维度18个指标的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进一步地，借鉴陶爱萍和吴文韬（2020）^[36]73-88的做法，选取了熵权法来对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具体的测度步骤如下：

首先，对以上各个指标进行动态无量纲处理，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i代表城市，j代表每一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指标，z_k代表时刻；max_i，k[a_ij（z_k）]和min_i，k[a_ij（z_k）]则分别代表a_ij（z_k）的最大值和最小值；b_ij（z_k）则是a_ij（z_k）通过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的无量纲值。

进一步，测算每一项指标的信息熵e_j，令，从而能够得到信息熵e_j的计算公式：

 （3）

然后，测算每项指标a_ij（z_k）的权重：

 （4）

最后，得到测算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的计算公式：

quality_it=a_it（z_k）×w_j （5）

据此，通过以上（2）～（5）式，最终能够成功测算得到中国250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

2.控制变量。（1）资本密集度（lnkl），资本密集度往往是城市资金实力的重要象征，也是实现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史丹等，2020）^[38]，本文采用每个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同年末就业人数之比取对数来代表；（2）工资水平（lnwage），工资是城市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来源，亦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本文选取每个城市的在岗平均工资取对数来代表；（3）互联网普及程度（lninter），互联网的普及程度不断提升，有利于城市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有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张跃，2020；张伯旭和李辉，2017）^[39-40]，本文选取每个城市的互联网户数取对数来代表；（4）交通设施便利化程度（lninfra），不少研究表明，城市交通设施的便利化程度往往同其运输成本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负向关联。城市交通设施的便利化程度越高，企业所承担的运输成本就更加低廉，这就有利于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大量进驻，最终也有利于实现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王慧艳等，2019）^[23]，本文选取每个城市全年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取对数来代表；（5）外贸依存度（export），外贸依存度也是体现城市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选取每个城市的进出口总额与其生产总值之比来代表；（6）城市化水平（urban），城市化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学界已普遍证实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王桂军等，2020）^[41]。本文选取每个城市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总人数同其总就业人数之比来代表。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实证部分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于2009—201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为得到符合本文实证研究需要的实证数据，本文对通过以上途径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对数据存在严重缺失的城市样本进行剔除，这其中就包括定西市、陇南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儋州市及三沙市等城市；其二，对于存在部分指标缺失的城市样本，则主要通过查阅相应城市的统计局网站、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以及其对应省份的统计年鉴、统计局网站等途径进行补齐；其三，对包括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质量（lnqfdi）等在内的以美元计量的变量指标，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载明的历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进行折算成人民币来表示；其四，对工资水平（lnwage）、资本密集度（lnkl）、互联网普及程度（lninter）、外商直接投资质量（lnqfdi）、交通设施便利程度（lninfra）等变量指标全部取对数；其五，对固定资产投资变量、进出口总额、GDP、外商直接投资额等变量指标，均采用每个城市以2009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相应平减，以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等的影响；最后，为了直观起见，主要变量描述见表2。

五、DID实证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基础模型回归结果

基于基础模型（1）估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所得回归结果如表3方案（1）～（3）。模型（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也未控制城市及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3）则表示在同时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和控制城市-年份层面固定效应情况下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和是否控制城市-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由此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工资水平（lnwage）、互联网普及程度（lninter）、交通设施便利程度（lninfra）、外贸依存度（export）、城市化（urban）均显著为正，这就表明工资水平、互联网普及程度、交通设施便利程度、外贸依存度及城市化水平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也和理论分析结论一致。资本密集度（lnkl）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可能与中国资本利用规模虽然较为庞大，但资本整体利用效率还相对较低的原因引起的。

（二）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在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回归分析时，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便是要求处理组与控制组要满足“平行趋势”的假设条件。为了排除由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实施前的其他因素可能带来的噪音影响，本文尝试通过构建处理组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来进行诊断，具体的“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6）

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所得结果见表4方案（1）～（3），容易发现，无论在是否控制城市-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开始实施前，即2012年以前，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开始实施后，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数，且系数值不断增大，由此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够有效提升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反事实检验。为剔除掉其他随机性因素可能对基础回归模型所带来的噪音影响，本文在借鉴石大千等（2018）^[42]、孙林和周科选（2020b）^[43]等的做法基础上，假定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工作均提前1年实施，也就是分别由原来的2012年、2013年、2015年、2016年，分别提前至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实施，并在此基础上对基础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分析，所得结果见表5方案（1），容易发现，核心解释变量此时不再显著，由此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也由此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3.束紧政策年份的识别条件。基础模型在对政策实施年份进行设定时，主要考虑的是各个城市是否会在试点年份开始便受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而实际上，历次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开始的时间均不在当年的1月1日进行，但是基础模型在进行设定过程中，并未考虑到各批次试点开始的当年时间较短而可能带来的政策实施效果差异。基于这一考虑，本文参考Lu等（2017）^[44]的做法，采用约束政策实施年份识别条件，也就是对2012年4月实施的第一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将其2012年前设定为0，2012年当年设定为3/4（2012年当年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实施的时长仅为9个月）；对2013年8月实施的第二批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将其2013年之前设定为0，2013年当年设定为5/12；对2015年3月开始实施的第三批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将其2015年以前设定为0，2015年当年设定为5/6；对2016年5月开始实施的第四批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对其2016年以前设定为0，2016年当年设定为2/3。在此基础上，对基础模型进行重新回归分析，具体见表5方案（2），结论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并无显著变化，由此表明基础回归模型的稳健性。

4.采取全时序主成分法重新测度经济发展的质量。当前，虽然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已经日渐丰富，但是，由于不同测度方法各有侧重的缘故，因而导致其所测得的结果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这就有可能导致仅仅使用单一方法所测度得到的结果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本文尝试利用全时序主成分分析法，来对中国各城市经济发展的质量进行重新测度，所得回归结果见表5方案（3），结论表明，虽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各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测度，但是所得结果依然没有明显变化。

5.删除副省级城市样本。考虑到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过程中，副省级城市在行政级别上显著高于一般普通的地级市，这就有可能导致其拥有比地级市更多的资源支配权，从而有可能导致处理组内部的不一致现象出现，最终影响基础回归结论的稳健性。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尝试将副省级城市样本从处理组中进行剔除，并重新进行基准回归，所得结果见表5方案（4），结论发现，删除副省级城市样本后，基准回归结果仍旧显著为正，也由此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6.内生性问题处理。考虑到基础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参考Manuel和Stephen（1991）^[45]的方法基础上，尝试加入被解释变量（quality）的滞后一期，搭建动态GMM面板模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相应处理。回归结果见表5方案（5）。容易发现，此时核心自变量仍旧十分显著，由此也验证了基准模型回归的稳健性。

（三）异质性检验

1.地区异质。当前，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为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所在区域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性的问题。本文分别对中国不同城市按照其所在区域不同依次划分为东部、中西部等二个不同的区域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发现[见表6方案（1）～（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的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均有显著影响，但是东部地区的城市提升效果最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市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所造成的，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总体而言，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此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十分迅猛，而这就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依赖非常高，由此知识产权保护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就相对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由此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对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力不如东部地区城市显著。

2.城市规模异质。为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规模不同而存在显著异质性的问题。本文在借鉴2014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要求的基础上，最终将本文的城市样本分别划分为Ⅱ型大城市（100万≤人口<300万）、Ⅰ型大城市（300万≤人口<500万）及特大型及以上城市（人口≥500万）等三大类，回归分析的结论表明[见表6方案（3）～（5）]：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对中国不同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同时也发现，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呈现逐次增强的态势。可能的原因在于，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结构往往更为优化，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更为明显，由此导致，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呈现出了更大规模的流入，且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不断流向区内的高技术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又往往需要依托更高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由此导致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依次提升的状态。

3.城市财力异质。城市财力是城市有序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的重要资金保障，而不同城市之间的财力状况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为考察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是否会因城市财力状况的这种差异而存现显著差异，本文在参考石大千等（2018）^[42]的做法基础上，选取了各个城市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各个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二个指标来表示各个城市在财力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别对以上二个指标进行二等分处理，从而得到高财政实力组、低财政实力组以及高金融实力组、低金融实力组。在此基础上分别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见表6方案（6）～（9）]：总体来看，相较于低财力城市（低财政实力、低金融实力）而言，高财力城市（高财政实力、高金融实力）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六、机制检验

（一）模型构建

基础回归结论已经证实，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值得考虑的是，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到底是通过何种中间机制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呢？通过对其内在作用机理进行探究能够深入了解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据此，本文通过构建中间效应模型来探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究竟是通过何种中间渠道来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借助于理论部分的作用机理分析，从技术创新机制、改善营商环境机制等两条路径来对中间传导机制进行验证。本文在借鉴毛其淋（2020）^[46]的做法基础上，搭建出如下中间机制检验模型：

 （7）

 （8）

 （9）

 （10）

以上（7）～（10）式中，c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M代表中介机制。innov表示技术创新机制，本文采用各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在具体测度上，本文具体采用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简称C-D）来进行测度；envir代表改善营商环境机制，本文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来表示，在具体测度上，本文在借鉴孙林和周科选（2020a）^[35]的做法基础上，选取了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与其项目数之比测算得到。

（二）结果分析

首先，由表7的第（1）、（3）列post×trea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就说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能够显著推进中国的技术创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同时，结合表7第（2）、（4）列，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post×treat）和技术创新机制（innov）、改善营商环境机制（envir）等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就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技术创新机制、营商环境改善机制来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借助温忠麟等（2004）^[47]的做法能够分别计算得到技术创新机制、营商环境改善机制所占的比重为38.49%、17.33%，这就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上，技术创新机制所起的作用最大，贡献率高达38.49%。

七、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采用城市层面的数据，并借助DID较好地剔除了内生性问题的噪音困扰，并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着眼点，全面且系统地讨论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及是否控制城市及年份的固定效应，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均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常明显的正向关联，据此说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2）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这又突出体现在：分地区异质，东部及中西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东部地区的效果更为显著；分城市规模异质，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均获得了显著提升，同时也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增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提升效果整体呈现出依次增强的态势；分城市财力异质，不同财政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城市均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但是相较于低财力、低金融实力的城市，高财力、高金融实力的城市提升效果则更为明显；（3）最后，通过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机制、改善营商环境机制等两条途径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技术创新机制所起的作用最大，其贡献率高达38.49%。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第一，要进一步推进符合要求的城市加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创建的行列，从而有序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的规模，进而全面提升城市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试点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这就要求政府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扎实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试点与创建工作，以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第二，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务求实效地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打造。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始终遵照《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城区）评定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坚持“公平公正、宁缺勿滥”的原则，严格推进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的选拔，从而甄选出符合条件的城市进入知识产权示范试点城市建设的行列，与此同时，要建立和完善针对试点城市的动态监管体系和退出机制，对试点城市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打造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偏差要及时勒令其进行整改并务求实效，而对于严重偏离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打造的标准和要求且又无法通过整改达到预期目标的城市，必须立即取消其试点城市的称号，并将其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名单中予以除名，同时追回相关建设经费。第三，要切实提升中小城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这就要求政府首先要切实加大对中小城市的相关配套资金的支持，以便解决其在进行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打造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也要加大对中小城市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培训，从而提升其执法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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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科选（1983-），男，湖南衡阳人，广东开放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跨区域合作；余林徽（1978-），男，陕西汉中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跨区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