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一）更换专利质量测算方法：专利IPC总数
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本文基准结论的准确性，因此本文更换企业专利质量的测算方法，借鉴Lerner（1994）的方法，采用专利技术范围作为专利质量的测算指标，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采用中位数加总还是均值加总方法，当被解释变量为全部专利质量时，主解释变量did的系数估计值仍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当被解释变量为实用新型专利质量时，主解释变量did的系数估计值仍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负。不同的是，当被解释变量为发明专利质量时，主解释变量did的系数估计值变得显著。综上可知，模型基准结论不随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的变化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基准结论稳健。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在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同时，确实整体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质量，具体表现在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的下降。值得关注的是，政策激励有助于发明专利质量的提升，这对于国有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控制样本选择偏差
双重差分法估计必须在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的前提下进行，即如果不存在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干预组与控制组企业之间的企业创新变动趋势不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系统性差异。现实中这一条件往往难以得到满足，因此，本文在DID估计前引入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改善潜在的样本选择问题，具体采用k（k=3或4）近邻匹配方法为每一个干预组个体在控制组中寻找对应的控制组个体。表5报告了基于匹配后样本进行的回归结果，与匹配前估计结果相比，当k取值为3或者4时，匹配后主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与方向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说明基准结果相对稳健，政策激励不利于企业整体或者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的提升。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上述稳健性检验之外，本文还进行了以下检验：第一，安慰剂检验。置换虚假政策干预时间，将政策冲击时间统一设定为2004年或者2005年，观察主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如表6第（1）、（2）列结果所示，主解释变量did1与did2均不显著，说明在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之前，不存在其他政策的干扰使得干预组与控制组企业之间的企业创新产生系统性差异。第二，平行趋势检验。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考察在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之前估计系数的显著性。结果如表6第（3）列所示，d_1与d_2均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第三，样本筛选。本文在基准回归中选取样本区间内至少拥有一项专利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此放松这一设定，将不含专利的企业也纳入研究样本中。估计结果如表6第（4）列所示，did系数显著为负，结论稳健。第四，更改样本区间，考虑到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政策干预，本文将样本进一步缩短为2003～2007年，估计结果如表6第（5）列所示，主解释变量did系数估计值仍然显著为负，说明基准结论稳健。
（四）进一步讨论：规模异质性与机制分析
融资约束可能是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对于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更具有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诉求，同时这些企业也更可能因为资金压力而对研发创新望洋兴叹。相反，相对于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那些受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对资金的敏感性相对较低，因此所得税税基改革对这类企业的激励作用可能更低，甚至扭曲企业的创新动机。表7报告了政策激励的规模异质性与机制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政策激励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获取信贷融资，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而言，政策冲击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与预期相符。从专利数量来看，政策激励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均具有促进作用；而从专利质量的角度看，政策激励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专利质量。综上说明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可能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方式激励企业创新，而相比于受融资约束较大的国有企业，这种政策激励对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小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作用效果可能并不理想，甚至产生激励扭曲效应。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检验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数据库的组合数据库为研究样本，从专利数量与专利质量的双重视角，重点探讨了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影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制。所得结论如下：第一，从专利数量的角度看，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有效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具体表现为发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三类专利的申请数量上的增加。第二，从专利质量的角度看，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整体上抑制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区别不同类型专利发现，这种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质量上。而幸运的是，政策冲击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发明专利质量的提升。第三，融资约束可能是所得税税基改革政策影响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信贷获取方面，政策激励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受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获取信贷融资，而对于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而言，政策冲击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创新数量方面，政策激励对不同融资约束企业均具有促进作用；专利质量方面，政策激励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的专利质量。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一直备受质疑，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2006年所得税税基改革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以下政策启示意义：第一，所得税改革在提升企业创新积极性方面的激励效应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经验研究证实，而本文从企业创新质量的角度发现，2006年所得税改革虽然整体上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专利质量，但是对于发明专利质量却具有积极推进作用，因此本文认为在实施所得税改革过程中应当合理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防止企业“重数量而轻质量”倾向。第二，小型国有企业受融资约束更大，而创新积极性却相对更高，在所得税改革政策激励下更可能进行实质性创新，因此政府应当更加重视小型国有企业的融资可得性问题，同时防止大型国有企业可能存在的策略式创新行为，从而整体上实现国有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的同步提升。
注释：
①考虑到外观设计专利的分类体系与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只考虑计算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专利质量。
②国际分类体系中采用“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格式对专利进行分类。每个专利可能有多个专利分类号。
参考文献：
[1]Shao Y，Xiao C. Corporate tax policy and heterogeneous fir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a developing country[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19，47（2）：470-486.
[2]Atanassov J，Liu X. Can Corporate Income Tax Cuts Stimulate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2019，（00）：1-88.
[3]Jia J，Ma G. Do R&D tax incentives work？Firm-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7，46：50-66.
[4]林洲钰，林汉川，邓兴华.所得税改革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3，（3）：111-123.
[5]Mukherjee A，Singh M，Žaldokas A. Do corporate taxes hinder innovation？[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4（1）：195-221.
[6]杨国超，等.减税激励、研发操纵与研发绩效[J].经济研究，2017，52（8）：110-124.
[7]Hall B H，Harhoff 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s of patents[J]. Annu. Rev. Econ.，2012，4（1）：541-565.
[8]易靖韬，张修平，王化成.企业异质性、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绩效[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6）：101-112.
[9]黎文靖，郑曼妮.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6，51（4）：60-73.
[10]白俊红，李婧.政府R&D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效率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1，（6）：181-193.
[11]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98，188.
[12]Guo D，Guo Y，Jiang K. Funding forms，market conditions，and dynamic effects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Inquiry，2017，55（2）：825-842.
[13]Carpenter R E，Petersen B C. 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high-tech investment，and new equity financing[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2，112：54-72.
[14]Panousi V，Papanikolaou D. Investment，idiosyncratic risk，and ownership[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2，67（3）：1113-1148.
[15]Jaffe A B，Trajtenberg M，Fogarty M S. 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patent citations：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invento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2）：215-218.
[16]赵玉林.创新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17]Arrow K J.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M]. Palgrave，Lodou：Readings in Industrial Economics，1972：219-236.
[18]Fama，E. F.，and Miller，M. H. The Theory of Finance[M].[s.l.]Dryden Press，1972.
[19]Hilary G，Hui K W. Does religion matter in corporate decision making in America？[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9，93（3）：455-473.
[20]张敏，童丽静，许浩然.社会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5，（11）：161-175.
[21]Moll B. Productivity losses from financial frictions：Can self-financing undo capital misalloc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4，104（10）：3186-3221.
[22]吴辉航，刘小兵，季永宝.减税能否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基于西部大开发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财经研究，2017，43（4）：55-67.
[23]Himmelberg C P，Petersen B C. R&D and internal finance：A panel study of small firms in high-tech industri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94，76（1）：38-51.
[24]Trajtenberg，M. A Penny for your quotes：Patent citations and the value of innovation[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0，21（1）：172-187.
[25]Lerner J. The importance of patent scope：an empirical analysis[J].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25（2）：319-333.
[26]Akcigit U，Baslandze S，Stantcheva S. Tax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inventor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6，106（10）：2930-81.
[27]张杰，郑文平.创新追赶战略抑制了中国专利质量么？[J].经济研究，2018，53（5）：28-41.
[28]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J].世界经济，2012，35（5）：142-158.
[29]He Z L，Tong T W，Zhang Y，et al. Constructing a Chinese patent database of listed firms in China：Descriptions，lessons，and insights[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2018，27（3）：579-606.
作者简介：邱洋冬（1994-），男，江西赣州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