⑯大多数大公司基于官僚程序做出关于分配研究预算的决定，其中的许多问题与政府机构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两者之间的对比常常显得过于突出。
⑰政府可以决定，设计提高收入的“最优”方式，进而收费（许可费用）。特别是在政府支付（很大一部分）医疗费用的国家，对药品收取高价将只是将资金从政府的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⑱原则上，应该有足够的、与专利申请相关的信息披露，这样的研究才能被复制。
⑲与产品相关的多项专利导致了专利侵权诉讼的可能性，这已变得越来越普遍。
⑳这有时被称为创新的“偷生意”（business stealing）动机。
（21）然而，如果私人承包商可以使用收集到的一些知识从事相关的商业项目，则披露的信息可能并不完全和完整。
（22）对该制度的一个主要批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都是真正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营销研究。事实上，例如，制药公司在将研究活动与营销结合方面做得很出色，使得区分两者变得很难。进一步的批评是，税收抵免不是永久免税的一部分，从事长期研究项目的公司不能依赖它。
（23）有必要采取一种机制，防止创造性研究者利用税收抵免建立声誉，再切换到版权保护机制。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任何人在获得税收抵免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准申请专利保护权（例如，3～5年）。该规则的一个优点是，它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实施的。如果有人试图在未满要求时限就申请版权，他们会发现，因为有公开记录表明他们获得过税收抵免，所以他们的版权申请不会被受理。
（24）这将是最终成果奖励，但它不包括里程碑奖励；里程碑奖励是对通向最终成果道路上的里程碑的奖励。
（25）根据现行法规，专利申请应当提供充分详细和完整的有关信息，以保证发现是可以复制的。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
（26）企业都是风险厌恶的，任何药品的回报都是高度可变的，这将使政府能够以足够低的价格获得药品，使运行药品收购机制的公共补贴明显低于终止垄断定价相关的社会盈余。由于政府是最大的药品采购方，因此大量的开支将由采购盈余抵销。
（27）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由于垄断者在购买过程中接受了垄断租金，所以在其他地方就必须征收（扭曲的）税收以资助其奖金。然而，如果国家或实体购买少数专利并以竞争价格出售，垄断租金将被压低。因此，政府要支付的价格将较低，造成的其他扭曲也会更小。
（28）这将产生与分散专利机制类似的情况。在该机制中，公司将尽可能广泛地推广其药品；因为随着更多的人使用其药品，奖金的规模将增加。这可能会延续目前机制的一些弊端。例如，医药企业为了推广药品而付钱给医生。或者，奖金可以基于潜在的QALY——假定药品的竞争性传播会产生相应的好处。奖金应基于预期的价值，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研究者的额外风险。
（29）关于政府实际购买什么权利，存在一些问题。多数药品有多项专利。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将根据用于获得批准上市药品的临床试验结果，获得一定期限的独家营销权利。如果购买是在药品批准后进行的，那么政府可能购买与药品销售相关的所有权利，而不是某个特定的专利。然而，这在披露事项方面引发了一个问题。购买了药品使用专利权的制药公司，可能无法直接获得背后的研究（underlying research）。这意味着，即使在政府购买之后，这项研究也不能发布，或者政府必须单独购买补充专利，因为制药商只购买了狭义的使用权。
（30）有许多混合方案（例如有保证的政府采购），旨在确保医药公司有最低的销售收入水平。由于允许药品在采购承诺履行后恢复垄断价格，因此这些方案不如那些要求政府简单购买该专利的方案好。
（31）制药公司还从事“伦理上模棱两可”的事情。例如，在昂贵的滑雪胜地开展药品使用培训，或向医生参与“研究项目”支付报酬，从而使医生认为自己是药品成功上市的积极参与者。
（32）除了受版权保护的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隐含的无谓损失外，与版权实施相关的成本也相当大。
（33）对于理论模型，请参见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14）。有关经验证据的讨论，请参见Dosi和Stiglitz（2014）。
（34）这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它质疑这种将专利数据用于衡量创新活动的依赖。法律变化（或各国法律上的差异）可能导致更多的专利化，而“实际的”创新没有任何相应的变化。
（35）为了使税收减扣机制更有吸引力，该机制下的研究结果可以申请专利，并免费提供给其他人，但不包括依赖专利垄断的人。
（36）全面的解释请参见Maskus（2004）。
（37）从单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真实的。预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租金总和，对富裕国家的药品、软件和其他创新，可能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就单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除非国家非常大，显著影响接近于零。单个国家更愿意作搭便车者。当然，解决搭便车问题是国际协议的一个目标。但是从全球平等的角度看，有观点认为应该允许最贫穷的国家搭便车；这意味着发展导向的追求平等的知识产权制度应该允许最贫穷国家更大程度地使用强制性许可。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者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可能因为未来工作成果得到知识产权保护而获得更大动力，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但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发达国家授予专利不考虑申请者的国籍，而且专利的未来收入的最大市场是发达国家。
（38）参见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integration/documents/publication/wcms079151.pdf。
（39）典型的情况是跨国制药企业起诉公民社会团体。
（40）详细情况参见http：//www.firstpost.com/business/novartis-patent-case-five-facts-about-the-cancer-drug-glivec-680603.html。
（41）梯若尔（Tirole.2006）总结道：“被忽视的疾病或热带疾病，如疟疾、肺结核和利什曼病，既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关切，也是富裕国家的研发资金投入不足的疾病。由于潜在消费者的贫穷导致低利润（或许也有对强制许可的担心），相应的疫苗或药品没有得到开发。研究不足的领域包括：疟疾和肺结核的投入不足，对非洲昏睡病几乎没有投入。数据表明，1975年以来，1300种新研发的药品只有11种是用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并且5种是兽药研究的副产品。针对非洲昏睡病（专利过期）的药品可追溯到1917年、1939年和1949年，这是一种有毒的砷衍化物且包含癌症研究时意外所得的副产品。间接证据也表明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的研发投入非常少，并且在疫苗的研究上远远少于药品研究，尽管贫穷国家对医疗服务供给系统依赖较小的疫苗比药品更加具有优势。”
（42）在这一点上，考虑对没有专利排除的传统知识公地制度化或正规化是有用的（Prabhala and Krishnaswamy，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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