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企业创新质量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在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下的出口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直接遭遇的多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来构建其同行企业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冲击指标，并利用专利知识宽度衡量创新质量，本文实证检验了出口企业在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是否会提升其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在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未被调查的同行出口企业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8.3%～13.7%，即存在贸易摩擦溢出效应；并且在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幅度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家对创新的注意力配置，以及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人才投入是贸易环境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渠道。本研究为贸易摩擦风险加剧背景下出口企业如何通过创新路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贸易环境冲击，创新质量，专利知识宽度，反倾销反补贴，溢出效应
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媒体情绪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7200305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消费韧性的测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GD24CYJ0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金融风险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作用机制与防范策略”（
2025A
1515011899）的资助。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数据，在1995—2020年，中国遭遇了最多的贸易救济立案调查（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占全球总量的27%，远超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旦被裁定存在倾销或补贴行为，涉案企业往往面临双重打击：一方面需缴纳高额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另一方面还需承担包括法律诉讼、会计调整、供应链重组等合规性成本，导致企业出口总成本大幅增加（Felbermayr和Sandkamp，2020）。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出口企业如何通过创新战略应对贸易环境变化、突破贸易壁垒，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创新活动是企业应对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关键途径。根据Grossman和Helpman（1993）的竞争效应理论，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企业能够有效规避贸易壁垒，提高产品竞争力（Bloom等，2016；Ng和Su，2024）。Aghion等（2005）的逃避竞争理论也认为，当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压力时，会产生强烈的创新动机，以逃避或跳出同质化竞争陷阱。创新驱动的差异化战略可使产品获得价格溢价，从而缓解竞争压力（Ju等，2017；Hombert和Matray，2018）。
然而，我国企业的创新活动存在明显的“量质失衡”问题，创新质量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我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已持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然而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尤其是在高端制造领域，关键零部件进口依存度高，呈现出典型的“大而不强”特征（苗圩，2014）。现有研究发现，这种结构性矛盾可能源于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专利泡沫”和策略性专利申请现象（龙小宁和王俊，2015；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张杰和郑文平，2018）。图1清晰呈现了200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专利数量与专利知识宽度的动态演变趋势①：在此期间，企业专利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而专利知识宽度虽保持上升趋势，但增速明显滞后。这一典型事实揭示出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数量-质量”增长的非对称现象。
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两个核心问题：第一，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冲击，我国企业能否实现创新质量的实质性提升，从而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第二，这一过程中存在怎样的内在作用机制？尽管现有文献对企业创新行为已进行了广泛研究，但针对贸易环境冲击下微观企业创新质量的系统性分析仍显不足。
因此，本文试图从企业创新质量的视角出发，考察贸易环境冲击下的企业创新行为。利用2000—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直接遭遇的多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来构建其同行企业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冲击指标，并利用专利知识宽度衡量创新质量，实证检验了出口企业在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是否会提升其创新质量。研究发现，在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出口企业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8.3%～13.7%。并且，在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幅度更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家对创新的注意力配置，以及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人才投入是贸易环境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渠道。
区别于以往的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聚焦于企业的创新质量，考察了我国出口企业在贸易环境受冲击下的创新行为，为Grossman和Helpman（1993）的竞争效应理论和Aghion等（2005）的逃避竞争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通过使用企业专利的实际知识含量，即专利知识宽度深入考察了外部贸易环境变化对微观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丰富了现有关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②。第二，本文深入探索了贸易环境变化带来的企业创新质量提升的影响渠道，从企业家注意力配置和研发资源投入两个渠道讨论了企业创新的现实特征，是对现有关于外部环境冲击如何影响企业创新路径机制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第三，本文从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的视角出发，构造了非直接遭遇贸易摩擦的行业贸易环境冲击指标，强调了贸易摩擦给同行企业带来的溢出效应，丰富了贸易环境的相关研究③。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提出
贸易摩擦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主要包括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配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已有研究发现，造成我国企业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可替代性强（李娟，2014）。因此，大量研究考察了当出口企业在直接遭遇贸易摩擦后，是否会提升其创新水平，以生产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一）贸易摩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在理论分析方面，Grossman和Helpman（1993）的竞争效应理论认为，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通过两种机制倒逼企业创新：一是市场份额竞争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迫使企业通过工艺创新降低成本；二是行业技术标杆的存在会促使企业通过产品创新实现差异化。Gao和Miyagiwa（2005）基于Brander和Krugman（1983）的相互倾销模型分析发现，受到反倾销指控的外国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在实证分析方面，熊凯军（2020）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他发现反倾销、反补贴（以下简称“双反”）调查强度的增加会导致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在此过程中，企业会通过提升负债水平来增加企业创新投入。
然而，也有一类观点认为，贸易摩擦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活动（Miyagiwa等，2016）。一方面，这是由直接遭遇贸易摩擦会使企业受到严重的融资约束导致的（李双杰等，2020；沈昊旻等，2021）。另一方面，这可能是由贸易摩擦带来的关税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Liu和Ma，2020；Benguria等，2022）。Benguria等（2022）的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两国关税的增加提高了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企业层面的投资和研发支出减少。Liu和Ma（2020）也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消除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鼓励企业创新。
造成现有研究争议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直接遭遇贸易摩擦的外部冲击对企业存在两种相互抵消的作用，企业可能面临市场规模收缩的短期问题，从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动；但同时也可能面临竞争战略选择的长期问题，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以减轻未来遭遇贸易摩擦的风险（Liu等，2021；Huang等，2024）。贸易摩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这两种作用的相对重要性，由此在不同时期和企业样本中得到了不同的实证结论。
（二）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及机制分析
现有文献缺乏对贸易摩擦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虽然部分企业没有直接遭遇贸易摩擦，但是其同行企业遭遇贸易摩擦制裁且涉案产品被加征巨额关税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可能同样地具有产品附加值低等缺点，因而在未来也容易受到他国制裁（孟亮，2017）。这种传染效应可能是由一部分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导致的。当一个国家对某一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表明该国对该产品所涉及的产业较为关注（Bown，2006）。而其他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所在的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本国产业利益，可能会效仿这种政策④。
从影响机制来看，首先，从企业创新的逃避竞争理论来看，实施反倾销制裁将增加被制裁出口企业的创新生产。Aghion等（2005）提出了逃避竞争理论，认为竞争虽然会阻止落后企业的创新，但会鼓励并驾齐驱的企业进行更多创新，以逃避对手的同质化竞争。Huang等（2024）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逃避竞争理论，他们发现美国的反倾销税增强了中国企业逃避竞争的动机，受制裁企业会通过增加创新来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以降低未来的反倾销制裁的风险。孟宁等（2020）则发现反倾销会促进研发强度较高的企业增加出口产品创新的可能性，并且会促使企业将出口产品创新转向第三国市场和全球市场。魏明海和刘秀梅（2021）的研究也表明，面对“双反”调查引发的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企业往往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提升专利申请量来应对挑战。究其原因，被征收反倾销税提高了受制裁公司当前生产产品的成本，这相当于降低了生产行为相对于创新行为的相对收益比⑤，即降低了受制裁公司面临的“创新前租金”。然而，若通过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受制裁公司未来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并降低未来反倾销的风险，这相当于增加了创新行为相对于生产行为的“创新后租金”（Feenstra，1988）。因此，创新活动可以扩大被制裁公司“创新前租金”和“创新后租金”之间的差距，从而为这类公司创造了更大的创新动机，以逃避低价产品的竞争，以及避免未来的反倾销制裁（Huang等，2024）。
其次，从作为创新决策重要主体的企业家来看，贸易环境的变化会显著影响企业家的战略聚焦。当外部贸易条件发生变动时，企业家往往需要重新调整其对创新活动的关注度，进而引导企业资源向创新领域倾斜，并制定相应的促进创新策略。根据注意力配置理论的研究（Tushman等，1996；余振等，2024），企业家在创新关注度上的差异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成效。此外，有限理性理论（Shipp和Jansen，2021）指出，企业家的注意力需要在不同时间维度上进行分配。面对贸易环境变化，企业家既要处理当前的业务调整和渠道优化等紧迫问题（Jiao等，2022），又需前瞻性地布局创新战略以应对行业变革（Nadkarni和Chen，2014）。这种跨期注意力配置的动态平衡，对企业在新环境下的创新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对于没有直接遭遇“双反”制裁，但由于生产同类产品而面临未来贸易摩擦威胁的同行业出口企业，上述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理论机制揭示了以下结果：针对同行企业的反倾销制裁并没有立即减少企业自身当前的收入和利润，因此并未直接影响企业家短期内对当前业务的“当下”注意力。但是，针对同行企业的制裁很可能在未来影响企业的产品销售，因此会影响企业家的“未来”注意力配置。企业家可能会增加“未来”注意力，将更多管理精力和企业资源向技术研发等创新领域倾斜，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从而提高其产品的附加值，降低未来被制裁的风险⑥。因此，综合上述两方面影响机制的分析，间接遭遇贸易摩擦的企业并不会由于遭遇制裁而直接受到利润损失和严重的融资约束，因而在贸易环境的不利冲击下，更有资源和动力去加强创新。
（三）研究假设的提出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创新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创新质量的提升。在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下，企业更迫切地需要进行高质量创新，才能更有效地避免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不利影响。企业需要为其产品增加足够的价值，以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细分市场，才能获得更高的市场价格。这一目标更有可能通过更高质量的创新来实现，因为低质量创新能够为产品增加的价值较少，会降低产品逃避竞争的可能性。因此，由贸易摩擦事件导致的行业内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会促进本行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提升其创新质量，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应对未来潜在的贸易摩擦风险。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行业内反倾销和反补贴制裁引发的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会激励那些未直接受到制裁的同行企业提高其创新活动的质量。
研究假设2：贸易摩擦促使出口企业增加创新质量渠道并提升企业家对创新的注意力配置、增加研发支出和研发人才投入。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0—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有出口业务的企业。构建创新质量的专利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包含了企业各项专利的申请日、分类号等数据；企业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包括海关出口产品编码、出口目的国等信息；构建贸易环境冲击指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临时贸易壁垒数据库（Temporary Trade Barriers Database），该数据库提供了全球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发起国、立案时间、产品编码和制裁时间等数据；其他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先通过合并上述四数据库得到了本文的初始样本，进一步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首先，剔除直接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制裁的公司样本；其次，剔除被特殊处理（ST/*ST）及暂停上市（PT）的公司样本；再次，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和公用事业类企业；此外，删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的缩尾处理以控制极端值影响。经过上述筛选，最终获得2000—2015年1261家上市公司共计941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为了考察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出口企业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外生冲击事件，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因果识别检验。具体实证模型如下：
Innovationi，t+1=β0+β1Treati·Postit+γ′Controlsit+λi+μt+εi，t+1 （1）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λi为个体固定效应，μ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扰动项。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Innovationit为企业的创新质量，本文从专利知识宽度的视角使用两个指标来衡量（Innovation1it、Innovation2it）。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是专利技术所涵盖的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指标不仅能够直观体现专利的技术含量，还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李宏等，2021）。专利知识宽度越大，表明其技术组合越复杂，所需的知识储备越多元，从而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
Innovation1it为基于企业层面直接测度的专利知识宽度。参考李宏等（2021）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申请专利的主分类号，并结合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方式来构造企业专利知识宽度的指标。具体如下：
其中，Zm，i，t是指i企业截至t年申请的属于专利分类第m大组⑦的累计专利数量，Zi，t则为i企业截至t年申请的全部m个大组累计专利数量。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是专利技术所涵盖的知识体系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指标不仅能够直观体现专利的技术含量，还会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重要影响（李宏等，2021）。具体而言，专利知识宽度越大，表明其技术组合越复杂，所需的知识储备越多元，从而显著提高了技术模仿的难度。Innovation1越大，则其数值越接近于1，代表企业创新质量越高。
Innovation2it为基于专利个体层面测度并在企业层面加总得到的专利知识宽度。参考Aghion等（2015）、Akcigit等（2016）、张杰和郑文平（2018）的研究，先基于专利层面测度，再在企业层面加总，最后得到的企业专利知识宽度。具体如下：
其中，αm，i，t，p是指i企业在第t年申请的第p个专利的多个专利分类号中属于第m大组的专利分类号所占比重。Innovation2i，t，p越大，代表第p个专利的多个专利分类号之间的差异越大，说明创造该专利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越大，专利质量越高。进一步，根据模型（4），利用均值法将Innovation2i，t，p在企业层面进行加总，最终得到企业层面的专利知识宽度指标Innovation2it。该指标越大，代表企业创新质量越高。
2.解释变量
Treati为处理组虚拟变量，表示i企业是否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影响。若i企业所在行业当期内其他企业发生“双反”制裁事件（即与i企业的某出口产品属于同一HS六位码的其他企业产品在第t年受到“双反”制裁），则Treati取值为1⑧。若i企业的全部出口产品所属HS六位码类别均从未受到过“双反”制裁，则i企业为对照组，Treati取值为0。Postit是表示贸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间虚拟变量。若i企业在第t年贸易环境受到冲击，则自第t年起Postit记为1，否则为0。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Controlsit包括：出口企业的总资产规模（Sizeit）、资产负债率（Leverageit）、现金流占比（Cflowit）、净资产收益率（Roeit）、企业价值（TobinQit）、董事会规模（Boardit）、独立董事占比（Independenceit）。具体定义详见附录一⑨中的表A1。
在模型（1）中，本文关心的核心系数为Treati和Postit交乘项的系数β1。若β1＞0且显著，则说明相比贸易环境未受到影响的对照组企业，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处理组企业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此外，为了深入考察不同程度的贸易环境变化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本文还使用了以下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Innovationi，t+1=α0+α1Treat_freqi·Postit+χ′Controlsit+ηi+δt+υi，t+1 （5）
其中，Treat_freqi表示企业的全部种类出口产品在样本期内遭遇的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累计次数，即与i企业的各类出口产品属于同一HS六位码的其他企业产品在样本期内受到“双反”制裁的累计次数。若i企业的全部出口产品所属HS六位码类别均从未受到过“双反”制裁，则Treati取值为0。Treat_freqi越大，说明企业的贸易环境受不利冲击的次数越多，其余变量与模型（1）相同。在模型（5）中，若α1＞0且显著，说明企业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程度越高，则其创新质量越高，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受限于篇幅，主要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详见附录一。
四、实证分析
（一）贸易环境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表1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和（4）列控制了公司和年度固定效应，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第（2）和（5）列进一步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交乘项系数仍显著为正，分别为0.0313和0.0138。鉴于Innovation1和Innovation2的均值分别为0.3790和0.1004（详见附录一中的表A1），意味着受贸易环境冲击所影响的企业，其创新质量平均提升了8.3%～13.7%，说明不利的贸易环境变化激励了企业提高其创新质量。第（3）列和第（6）列进一步考察了贸易环境冲击的程度大小对创新质量的影响，Treat_freq为企业在样本期内受到的贸易环境冲击的累计次数。交乘项Treat_freq×Pos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系数分别为0.0044和0.0016。这意味着企业面临的贸易环境冲击每增加1次，则创新质量提升1.2%～1.6%（0.0044/0.3790=1.2%，0.0016/0.1004=1.6%），说明企业受贸易环境冲击影响的程度越大，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幅度就越大。表1从贸易环境是否受影响及影响程度的角度，证实了贸易环境冲击对出口企业创新质量的显著影响，支持了研究假设1。
（二）稳健性检验
我们通过六部分内容系统检验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平行趋势检验结果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为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提供了支持。
第二，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①采用PSM-DID方法控制样本选择偏误。考虑到贸易冲击可能导致低创新企业退出市场，而高创新企业持续存在，我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构建了更具可比性的对照组样本；②实施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遗漏变量的干扰，通过随机分配处理组来验证基准结果的可靠性。
第三，构建了替代性贸易冲击指标。区别于基准回归采用的行业“双反”制裁事件指标，我们借鉴Benguria等（2022）的文本分析方法，基于企业年报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关键词的词频构建新指标，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第四，调整政策冲击的起始时点。考虑到贸易环境的不利冲击本质上是直接的贸易摩擦事件带来的风险溢出效应，因而可能从“双反”调查立案开始，同行企业便已感知到风险，我们将处理时点从“双反”制裁实施时间提前至立案时间。
第五，替换模型设定。针对被解释变量专利知识宽度的数据存在零值较多的特征，我们采用了Silva和Tenreyro（2010）提出的PPML估计方法，以缓解传统线性模型的估计偏误问题。
第六，扩展样本范围。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考察未上市中小型出口企业样本，在更广泛的样本中验证了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上述六部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均一致支持本文的核心结论（详见附录二），表明研究结论不受模型设定、变量和样本选择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三）机制分析
1.企业家注意力配置
前文的第二部分对贸易环境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本部分试图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前文提到的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理论，对公司年报中的管理层分析与讨论（MD&A）部分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我们构建了三个企业家注意力指标，分别是“创新”注意力、“当下”注意力，以及“未来”注意力。具体步骤如下：首先，借鉴余振等（2024）的研究，构建包含“创新”“当下”和“未来”三个维度的关键词词典；其次，运用词典匹配技术对上市公司年报文本进行系统性的词频统计；最后，通过计算各维度关键词词频占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总词频的比重，分别得到“创新”注意力（Inno_Att）、“当下”注意力（Now_Att），以及“未来”注意力（Future_Att）三个代理变量⑩。
将以上三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对贸易环境冲击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无论采用何种贸易环境冲击指标，都可以发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对企业家的“创新”注意力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第（1）列至第（3）列]；对企业家配置“当下”注意力并无明显影响[第（4）列至第（6）列]，但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会使得企业家显著增加对“未来”的注意力[第（7）列至第（9）列]。表2的结果证明了由同行企业遭受“双反”制裁带来的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会增加企业家的“创新”注意力，并且会使得企业家增加对“未来”的注意力。
这一发现也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由于针对同行企业的“双反”制裁发生在制裁国市场，并没有立即减少本企业当前在非制裁国的销售和利润，因此贸易环境的不利冲击并未对企业家“当下”注意力产生显著影响。但针对同行企业低价产品的“双反”制裁，很可能在未来影响本企业产品在非制裁国的销售，因此贸易环境不利冲击显著提高了企业家的“未来”注意力配置。这使得企业家可能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企业高质量的创新项目中，以提高其产品附加值，从而更有效地逃避对手的产品竞争，降低未来被制裁的风险。因此，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也显著提高了企业家的“创新”注意力配置。而企业家正是企业创新决策的重要主体，企业家的“创新”注意力配置是企业获得创新绩效的关键（Tushman等，1996），由此，企业家对“未来”和“创新”注意力的配置最终导致了公司创新质量的提升，验证了研究假设2。
2.研发支出与研发人员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为了更为有效地逃避竞争，企业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创新项目中，以提升创新质量和增加产品附加值。除了企业家之外，充足的资金和人才也是确保创新成功的关键要素。研发资金和研发人才的投入越多，越能够保障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提升（Chemmanur等，2016）。因此，本部分检验贸易环境不利冲击是否提升了企业的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
为捕捉企业创新投入的动态特征，本文构建了两个前瞻性指标：采用领先一期的研发支出强度（F.RdExpend，即研发支出总额与营业收入之比）衡量研发资金配置水平，同时选用领先一期的研发人员密度（F.RdStaff，即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数的比例）衡量人力资源投入程度。将这两个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针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的第（1）列至第（3）列可以看到，当使用研发支出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无论采用何种贸易环境冲击的指标，均发现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受到贸易不利冲击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这与魏明海和刘秀梅（2021）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他们发现随着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企业的研发投入显著增加。解维敏等（2024）的研究也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会促进受到征税清单影响的企业增加其研发投入。在第（4）列至第（6）列中，使用研发人员密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系数仍然是显著的，这说明在贸易环境的不利冲击下，企业倾向于增加研发人员的数量，以强化其研发能力。这与郑妍妍等（2021）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他们发现伴随企业高技能人才比例（研究生、本科或大专）的上升，出口贸易规模对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大幅增加。因此，表3的结果意味着，部分企业在面对外部贸易环境不利冲击时，会通过增加研发资金和人才的投入来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降低未来的贸易摩擦风险，验证了研究假设2。
五、进一步分析
（一）行业异质性的影响
本部分基于行业异质性来考察处于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密集度和竞争程度的行业中的企业，在面对贸易环境不利冲击时，是否会在创新活动上存在差异。首先，从技术水平来看，因为反倾销反补贴制裁主要出现在技术含量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中（Miyagiwa等，2016）。因此，这类行业在贸易摩擦的风险下，为了规避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有更强的动机去寻求创新，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其次，在行业集中度较低的领域，企业通常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由于市场份额分散，单个企业的市场影响力有限，这促使它们更加积极地寻求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维持市场地位。此外，较低的行业集中度意味着有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参与市场，这些企业通常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市场变化并进行创新活动（Le等，2021）。因此，贸易环境冲击可能会在这些行业中激发更为活跃的创新。
表4报告了在不同技术水平⑾、劳动密集程度和行业集中度下⑿，贸易环境冲击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差异。由表4的第（2）、（3）列可以看到，对于非高科技、高劳动密集程度的企业，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中，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更大。第（6）列中，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集中度较低的企业，在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其创新质量的提升幅度更大。
（二）企业产权属性和融资约束程度异质性的影响
本部分的异质性分析考察在贸易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的产权属性和融资约束程度是否会使其在创新活动上存在差异。首先，从产权属性来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面对贸易环境变化时的创新能力可能有所不同。非国有企业由于创新激励更强、更难以受到政府政策保护，在遭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时，不仅逃避竞争的动机更强，而且外部冲击对企业家注意力配置的影响也更大，因此其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可能比国有企业更强。表5的第（1）列至第（4）列报告了在区分了企业产权属性后，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差异。由第（1）列和第（2）可以看到，对于国有企业，交乘项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这表明在国有企业中，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下的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并无显著提高。而第（3）列和第（4）列中，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下的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现有研究也发现，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可能高于国有企业。Chang等（2016），汪勇等（2018）发现我国的民营企业主要集中于产业链中下游，国有企业则聚集于产业链上游，产业链位置和行业属性导致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创新激励和创新能力上存在差异。因此，非国有企业基于更强的创新激励，在贸易环境受不利冲击后更有可能加强创新，提升产品创新质量。
其次，在遭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不同也可能会导致其创新质量的差异。因为创新活动存在高不确定性和低抵押价值两个显著的特征，使其更易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Kerr和Nanda，2015）。企业如果拥有较低的融资约束，则意味着创新的资源储备较强，将可能有更多的资金来维持高水平的创新活动，进而更有可能在贸易环境变化时，实现有效的创新。
表5的第（5）列至第（8）报告了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异质性分析⒀。由第（5）列和第（6）列可以发现，交乘项Treat×Post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质量并无显著影响。而从第（7）列和第（8）列则发现，对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贸易环境变化使其创新质量显著提升。
现有研究也发现，直接遭遇反倾销制裁的企业，其创新活动之所以会受到抑制，正是由严重的融资约束导致的（李双杰等，2020；沈昊旻等，2021）；熊凯军（2020）则发现，若企业能够提高负债水平，则会增加创新投入。因此，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基于更强的研发资金支持，在贸易环境受冲击后更易进行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产品知识宽度和创新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以逃避同类产品的低价竞争，降低未来的贸易摩擦风险。
（三）企业提升创新质量的策略
前文使用了专利知识宽度来衡量创新质量，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环境不利冲击下，会通过提升其产品专利所包含的知识复杂程度和广泛程度来提高产品在出口市场的不可替代性。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创新行为特征，本部分着重分析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升级路径和研发组织形态。在技术升级方面，企业可能采取渐进式创新对现有技术进行局部优化（即利用型创新），也可能选择突破式创新开发全新解决方案（即探索型创新），或是同时实施两种创新模式形成互补优势（即双元创新）。在研发组织方面，企业既可能依靠内部资源独立开展创新活动（即自主创新），也可能通过与外部机构合作实现技术突破（即合作创新）。本部分试图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来考察企业实现创新质量提升的策略方式。
1.利用型创新与探索型创新
为了考察企业提升创新质量、拓展专利知识宽度的方式，本节首先构造了利用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两个指标。具体而言，采用国际专利分类体系（IPC）前四位代码作为技术领域划分标准⒁，通过构建五年滚动窗口来识别企业的创新模式特征。利用型创新（Fxploit）指标反映了企业的技术延续性，我们使用企业在t年度获得授权且技术领域在过去五年已有研发积累（即专利类别在过去5年内已申请）的专利数量来衡量；探索型创新（Explore）指标则捕捉了企业的技术突破性，使用企业在t年度获得授权而技术领域在过去五年未出现过（即专利类别在过去5年内未曾申请）的专利数量。考虑到部分企业专利总量较大可能导致的数值偏态，对两个指标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以提升数据可比性。
表6汇报了分别使用领先一期的利用型创新（F.lnExploit）和探索型创新（F.lnExplore）作为被解释变量，针对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将表示处理组的虚拟变量（Treat）替换为企业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累计次数（Treat_freq），还是将表示受冲击时间的虚拟变量（Post）替换为同行企业受“双反”调查立案时间（Post_start），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受贸易不利冲击后，企业会同时开展利用型创新和探索型创新，即开展双元创新来提升产品的创新质量。
值得关注的是，利用型创新的交乘项系数均大于探索型创新。从第（1）列和第（4）列来看，相比贸易环境未受影响的企业，利用型创新依托企业现有技术积累进行渐进式改进，这种创新模式研发周期短、风险更可控，能够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从而帮助企业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实现短期业绩提升。而探索型创新则是基于已有技术领域之外的知识，见效耗时长且不确定程度较高，将更有助于企业提升长期绩效，更好地适应动态环境（Jansen等，2006）。
因此，受到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企业，在短期内面临更加严峻的市场竞争环境，会较多地进行利用型创新，以现有知识为依托，对产品进行强化与改进，来维持现有的市场竞争优势。但同时企业也会进行一定的探索式创新，通过较大幅度的对新知识的探索和超越，来开发新产品和拓展新的渠道和市场，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贸易环境。
2.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存在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方面，自主创新反映了企业突破核心技术的创新态势和科技自立自强的积极性（解维敏与张恒鑫，2023）。另一方面，现代产品的开发往往是企业、供应商、客户及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紧密合作、共同推动的结果（李磊等，2022）。这种合作创新的模式，加速了创新的进程，有助于提高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因此，为了考察贸易环境冲击对企业自主创新与合作创新策略的影响差异，本节构造了独立申请的专利数（lnSinPatent）和联合申请的专利数（lnCoPatent）两个指标。其中，lnSinPatent为企业独立申请的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数之和取对数，lnCoPatent则为与其他企业联合申请的发明专利和实用专利数之和取对数。
表7汇报了分别使用领先一期的独立申请的专利数（F.lnSinPatent）和探索型创新（F.lnCoPatent）作为被解释变量，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独立申请专利样本组的系数估计值明显高于联合申请专利组。这表明贸易环境的不利冲击对企业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相比之下，对企业独立开展研发活动的正向影响更为突出。表7的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企业会通过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个渠道来提高创新质量，以降低可能的贸易环境冲击。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匹配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及世界银行反倾销反补贴数据库，构造贸易环境冲击和企业知识宽度指标，从企业创新质量的视角出发，考察企业在受到贸易环境的外生不利冲击后，同行企业是否会提升其创新质量。研究发现，相比其他企业，受贸易环境不利冲击的企业的创新质量显著提升8.3%～13.7%。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家对创新的注意力配置，以及企业的研发支出和研发人才投入是贸易环境冲击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重要渠道。在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密集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较低、融资约束程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幅度更大。
进一步考察企业实现创新质量提升的策略方式发现，受到贸易环境冲击的企业不仅会进行利用型创新，以现有知识为依托对产品进行强化与改进来维持现有的市场竞争优势；同时也会进行探索式创新，通过较大幅度地对新知识进行探索和超越以开发新产品。并且，企业会通过自主创新和合作创新两个渠道来提高创新质量，以应对未来不确定的贸易环境。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未来我国出口企业可能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高的贸易环境不确定性。本文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潜在的贸易摩擦威胁下的我国出口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这对我国出口企业如何更好地稳定出口、保持出口产品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构建多层次创新激励体系。针对受贸易冲击企业，实施梯度式政策支持：短期激励方面，提供研发税收减免和专项补贴；中长期支持方面，设立创新引导基金和持续研发资助计划，重点扶持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其次，本研究强调了企业家对创新的关注、企业的研发资金及对研发人才的投入是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强化创新要素保障机制，建立“人才-资金-平台”三位一体的支持体系，如实施研发人才安居工程，提供住房补贴和个税优惠；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鼓励企业研发投入；支持企业建立研发中心和创新平台。最后，建议采取差异化企业扶持策略，重点面向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民营企业，构建“一企一策”等精准支持体系，包括创新导向型低息融资机制、技术升级专项补贴政策，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咨询服务等多元化支持方案。
注释：
①专利知识宽度是指专利所包含知识的复杂程度和广泛程度，直接反映了专利的质量（李宏等，2021）。知识宽度越大意味着创造专利的知识越复杂，模仿专利的难度越大。这里参考李宏等（2021）的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申请专利的主分类号，并结合赫芬达尔指数的计算方式来构造企业专利知识宽度的指标，详细介绍见后文的“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②以往文献或使用研发投入规模来衡量创新（魏明海和刘秀梅，2021）；或通过直观地区分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或使用专利的引用水平来衡量创新（郝项超等，2018；高超和刘灿雷，2024）。但鉴于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专利泡沫”和策略性专利申请问题（龙小宁和王俊，2015；张杰和郑文平，2018），本文通过使用企业专利的实际知识含量，即专利知识宽度来衡量企业创新质量。
③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宏观经济视角，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Baker等，2016；Benguria等，2022），或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角度（Handley，2014；Handley和Limao，2017）来构造存在国别差异的贸易环境指标。本文则从贸易摩擦风险的行业溢出效应的视角构造了贸易环境冲击指标。
④例如，2020年，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玻璃纤维长丝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最终实施了相应的制裁措施。随后，英国和印度也对此类产品展开了“双反”调查和制裁。又如，由于全球市场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关注，2012年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电池进行了“双反”制裁。因此，光伏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在财报中明确预警“部分国家可能效仿欧美光伏政策”，而后续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措施也印证了企业的这一预期。
⑤生产行为相对于创新行为的相对收益比，即企业通过现有生产模式（如低成本出口）获取利润的能力。这一能力的下降会倒逼企业转向创新。
⑥当然，为了减少未来被制裁的风险，企业也可能选择收缩战略，如彻底退出有潜在制裁可能的制裁国市场。但考虑到针对中国产品的多数制裁国均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Schiavo等，2021），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占据较高的重要性，对于有一定竞争实力的上市出口企业，这样做的可能性相对较低（Aghion等，2005）。作者在此感谢审稿人的宝贵建议。
⑦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这两类专利的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专利分类号格式定义为“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其中，“部”有8种，包括：A部（生活必需，即农、轻、医）、B部（作业、运输）、C部（化学、冶金）、D部（纺织、造纸）、E部（固定建筑物）、F部（机械工程、照明、采暖、武器、爆破）、G部（物理）、H部（电技术）。“大类”“小类”“大组”“小组”依次为更加细分的类别。一个完整的专利分类号即由代表“部”“大类”“小类”“大组”或“小组”的符号组合构成，大组和小组之间用“/”隔开；例如，用来处理草坪的手动工具专利，其分类号可表示为A01B1/00。参考李宏等（2021）的研究，这里使用细分到“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来构造基于企业层面直接测度的企业专利知识宽度指标Innovation1。
⑧例如，美国对中国A公司出口的产品C进行了“双反”制裁，则A公司为直接遭遇贸易摩擦的企业。若B公司向加拿大出口相同HS六位码产品C，但并未对美国出口该产品C。那么，对于B公司而言，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贸易摩擦，但由于与A公司出口同类产品，加拿大也很有可能会对B公司发起“双反”调查并制裁。因此，B公司的贸易不确定性上升，将B公司定义为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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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参考已有研究（余振等，2024），其中，“创新”注意力词集包括：创新、自主、研发、科研、新产品、技术、开发、研究、专利、知识产权、自主创新、专利保护、专利侵权、技术创新、核心技术。“当下”注意力词集包括：现在、此时、当下、近期、当今、现阶段、现状、现有、近年、当天、近几年、此刻。“未来”注意力词集包括：将来、将要、接下来、今后、未来、下一步、后续、新阶段、以后、预见、或将。其中，“当下”注意力词集反映了企业家对短期、紧迫性问题的关注；而“未来”注意力词集则反映了企业家对长期战略的考量（胡楠等，2021）。
⑾对高技术行业的划分，使用2008年科技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颁布，并于2016年修订完善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作为标准。该认定需要企业提交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和上一年度新技术产品（服务）收人、科技人员、知识产权等情况材料，符合该具体标准和认定程序的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⑿对劳动密集程度的划分，按照证监会2012行业分类标准对所有行业按照劳动要素的密集程度进行分类。借鉴尹美群等（2018）的方法，利用聚类分析方法根据固定资产比例（固定资产净额/平均总资产）和研发支出薪酬比（研发支出/应付职工薪酬）指标，将各行业分别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产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行业集中度的划分，使用各行业赫芬达尔指数作为行业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将企业所处行业的集中度高于年度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高集中度企业，否则为低集中度企业。
⒀关于融资约束指标的构造，在Buehlmaier和Whited（2016）、姜付秀等（2017）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制度环境和语法习惯，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FC）来进行实证检验。FC的数值越大，说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将每年取值大于样本中位数的企业定义为高融资约束程度组，否则为低融资约束程度组。
⒁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这两类专利的IPC（International Patent Classification）专利分类号格式定义为“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本文这里使用的前四位作为衡量专利技术领域类别的指标，即属于同一小类的专利则视为属于同一技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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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会计学院、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E-mail:changlianggdufs@163.com；谭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E-mail:tanna2011@163.com；林创伟（通讯作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E-mail:linchuangweizl@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