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鉴Blalock(2001)和Javorcik(2004)的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FDI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后向联系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FDI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存在并不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发生。
关键词：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金融发展，知识产权保护
一、引言
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其中，获取技术溢出效应来推动国内生产力增长成为东道国竞相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有关FDI溢出的研究(如Sjoholm，1999；Keller和Yeaple，2003；潘文卿，2003；Savvides和Zachariadis，2005)主要集中于对水平溢出的分析，而较少涉及垂直溢出效应。重新审视研究的侧重点，Javorcik(2004)提出质疑：以往相关FDI溢出的分析可能是基于错误的视角进行的；跨国公司一方面极力抑制技术泄露给当地竞争企业，但同时又可能通过转移技术给当地供应商而从中获益，因而，来自FDI的溢出很可能是垂直的，而非水平的。
FDI的垂直溢出主要通过前后向联系发生，前后向联系是评价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溢出的关键因素(Lall，1980)。相比前向联系，后向联系是FDI产生技术溢出的主要方式：在后向联系中，跨国公司子公司通过技术帮助、管理培训、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等方式将技术转移给当地供应商，从而引起技术的扩散；跨国公司作为客户对产品的高要求促使东道国供应商提升生产或管理技术；东道国当地厂商与跨国公司子公司间的后向联系程度越大，由跨国公司子公司向当地厂商发生技术溢出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正如Blomstrom等(2000)所指出，对关联和溢出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Blalock(2001)最早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通过后向联系产生的溢出效应，其结论支持正向的FDI垂直溢出。随后，Javorcik(2004)利用立陶宛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所有权类型对FDI后向联系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合资形式的FDI促进了后向关联效应，而独资的FDI却未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两大影响因素——东道国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国内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对吸收国外溢出具有重要的作用。东道国金融发展不足将抑制吸收FDI潜在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Alfaro等，2004)。此外，跨国公司向当地供应商进行技术转移时，通常采用排他性合同来抑制当地竞争对手从中受益(Lin和Saggi，2005)。跨国公司相应策略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如果东道国知产权保护过低，则减少跨国公司进行垂直技术转移的内在动力。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是否跨越吸收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门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否促进跨国公司的垂直技术转移?
本文选取典型行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原因在于：其一，通常来说，外资参与度越高的行业与上游行业跨国公司的后向联系越紧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外商投资最活跃的行业，按照三资企业产出比，1995—2007年同比其他制造业均为最高，2007年高达84%。其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作为资本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具有为下游行业提供高质量中间品的潜在可能，这也使得下游跨国公司存在进行技术转移以获取更高质量中间品的内在动力。对此，本文首先运用1995—2007年数据实证检验FDI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后向联系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
二、计量分析框架
1.FDI的后向联系溢出效应分析
Blalock(2001)和Javorcik(2004)最早构建并完善了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框架，本文借鉴他们的思路，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Yt是行业生产力，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总产值表示，并用产品出厂价格指数折算为1995年不变价格；Kt是资本投入，采用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并按照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折算为1995年不变价格；Mt是行业中间品投入，采用原材料、燃油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将其折算为1995年不变价格；Backwardt表示FDI的后向联系程度。
Mt依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方法间接获取：Mt=Yt-Ayt+ATt。其中，AYt表示工业增加值，ATt表示本期应交增值税。而对于Backwardt我们采用Blalock(2001)和Javorcik(2004)的度量方法估计：Backwardt=∑βjt·horizontalit。其中，βit是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出品提供给其他j行业的比例，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耗系数表示。horizontalit表示其他j行业外资的参与度，用j行业三资企业产出与行业总产出之比衡量。
2.金融发展水平对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首先，东道国当地企业需要融资来更新技术与设备，尤其当目前所使用技术与新技术差距越大时越需要更多的外部融资；其次，金融发展不足不利于当地企业的产生，从而抑制了FDI创造的后向联系效应(Alfaro等，2004)。通过对中国的实证检验，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发现，我国相对低下的金融体系效率使得居民创业缺乏便捷的融资渠道，导致本国不能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目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大多关注于金融发展对FDI水平溢出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着重考察其对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
由于行业金融统计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来估算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一致性，我们参照孙力军(2008)的方法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通过构造Backward。与金融发展水平的连乘变量来对金融发展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即对以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Ft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解释变量前的系数表示兼顾了金融发展水平后，后向联系效应对行业生产力的影响。
3.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制度因素，对FDI后向联系溢出效应存在重要的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排他性合同的实施成效。跨国公司一旦确定排他性合同可以避免当地竞争对手从垂直技术转移中受益，便增加了其对上游行业技术转移的内在动力。因而，我们就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对FDI后向联系溢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客观评价目前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FDI的垂直技术转移是否适度。
目前，国内研究由于缺乏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度量指标，从而难以展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是较为复杂的指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和邻接权、商标、地理标志、工业设计、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未公开的信息七大门类。本文认为，专利权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专利权保护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因此，本文运用Ginarte和Park(1997)的方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来度量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与上述金融发展的影响分析一样，我们同样通过Backward，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乘积项来对其影响进行分析，即对下面模型分别进行实证分析：
其中，IPt表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解释变量前的系数表示兼顾到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后，后向联系效应对行业生产力的影响。
4.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齐整性原则，本文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提供给中间品的下游制造业2字码行业进行了部分合并，即j行业包括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13个行业。本文的样本范围是1995—2007年。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总产值、工业增加值、本期应交增值税、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原材料、燃油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j行业总产值及三资企业产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j行业三资企业产出2004年统计数据缺失，我们采用2004年产品销售收入/2005年产品销售率进行估算。本文分别用1995、1997和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耗系数表示1995—1996年、1997—2001年和2002—2007年的值，其原因在于：产业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尽管投入产出表的系数在邻近几年的数值是固定的，但会随时间发生变化，因此仍然是随时间变化的特定变量(Javorcik，2004)。知识产权保护各指标的度量主要依照1995—2007年历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三、实证检验及分析
在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时，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首先对各个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避免出现伪回归。我们采用Eviews5.1软件对它们分别进行ADF检验。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各时间序列数据均未通过ADF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数据都是不平稳的。我们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检验结果表明，其一阶差分序列均通过显著水平为10%的平稳性检验，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但是，当两个或多个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即这些非平稳变量的特定线性组合是稳定时，非稳定变量导致的伪回归问题则不再存在。我们采用Johansen的最大似然估计检验法，通过计算基于最大特征值的似然比统计量来分别判断各回归方程中不平稳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通过Eviews5.1软件对上述方程中一阶单整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模型中一阶单整的变量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模型中各不平稳的变量通过某种线形组合是平稳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上述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
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知，资本和中间品投入等都对行业生产力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直观预期是一致的。而对于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而言，与Blalock(2001)和Javorcik(2004)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后向联系效应促进了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生产力的增长，但这种溢出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选取样本行业的特殊性，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相对于其他制造行业属于技术含量较高行业，因而，其他行业FDI进行的垂直技术转移对该行业生产力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并不明显；其二，跨国公司不愿向当地企业转移技术，往往采用后向联系内部化，防止非自愿的技术溢出，以保持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
将金融发展纳入模型后我们发现，金融发展不足抑制了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但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表明：目前，金融发展尚未达到充分吸收后向联系溢出效应的“门槛”，只有具备较高水平的金融发展，后向联系效应才能极大地促进行业生产力的增长，FDI通过后向联系的垂直技术转移只有与一定水平的金融发展相结合，才会对行业生产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与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对FDI总体溢出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此外，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后，我们发现它更为明显地降低了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执行力度不足，未能确保跨国公司向上游企业进行垂直技术转移时排他性合同的有效实施。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保护过低，使跨国公司难以避免或不能极大降低当地竞争厂商从其垂直技术转移活动中受益，从而减少了FDI进行垂直技术转移的内在动力。
四、结论及启示
鉴于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平技术溢出分析的现状，本文重新审视FDI技术溢出的研究视角，着重考察分析了主要的垂直技术溢出——后向联系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它的影响。通过对中国1995—2007年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后向联系溢出效应促进了行业生产力的增长，但统计上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后向联系溢出效应。
本文的研究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加速FDI对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垂直技术转移具有重要的启示：首先，提升国内金融发展水平，为国内企业提供良好通畅的融资渠道，一方面可以符合跨国公司客户选择的要求，及时更新技术设备，另一方面则可以培育更多的本土企业进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从而更为有效地利用后向联系溢出效应；其次，适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跨国公司对当地企业垂直技术转移的内在动力，但同时应避免跨国公司利用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行技术垄断。
